道德困扰了中国人
中国人脑袋里有许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迷”。“道德迷”，用学术字眼说，叫做“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泛道德，就是什么都要道德一下，该道德的固然道德，不道德的也照道德不误，道德定了。流风所至，中国人把一切都先来个二分法，什么都先劈头来个大分类，像小孩子问“好人”“坏人”一样，先用“道德的”（moral)或“不道德的”（immoral)来检查一切。
这个错误的特色，使中国人不太承认在“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第三势力存在。中国人不喜欢第三势力，所以把第三势力也道而德之：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这种道德大泛滥结果，便开始困扰中国人，这种困扰，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
仁困扰了孔夫子
从“论语”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困扰的文字。以管仲的人格问题为例：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白话翻译是：子贡问：“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人，他不能为公子纠殉难，反倒替齐桓公当家，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管仲帮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得到他的好处，没管仲，连我今天都要因亡国而做胡人打扮了！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他哪里会像一般匹夫匹妇一样，默默无闻去殉难，默默无闻的去守那些匹夫匹妇的人格标准呢！”）
子贡的困扰，同样发生在子路身上：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候，不以车兵，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白话翻译是：子路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殉难，为公子纠死了，管仲却偷生，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齐桓公九次召集群雄，不用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这就是他的人格啊！这就是他的人格啊！”）
孔夫子给两个学生的答案，乍看起来，有点答非所问，有点转移论点，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孔夫子的思想训练，受了时代的限制，是不精确的。孔夫子死后，后代的人，几乎全在孔夫子思想大磁场下做“指南针”，一直不敢“代圣人立言”，以致孔夫子的思想，非但不能被“继绝学”，反倒其学愈继愈绝。千百年来，他的思想一直被匹夫匹妇思想家解释着，自然百孔千疮、一丘之貉。
在答复两个学生的“道德审判”里，孔夫子的毛病是：他虽然发明出“仁”字来做“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辞汇，虽用“仁”字解释这解释那，却始终无法给这个字下出定义。所以，这个字就像变形虫一样的东变西变。当子贡子路以管仲“非仁者与？”“未仁乎？”逼问他的时候，他立刻把这个字再变形一次。孔夫子的学生对他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真相其实在此。
大人格与小人格
孔夫子若生在现代，以他的聪明，一定不再用不精确的泛仁字眼来答复管仲的人格问题了。他只要点出“人格的两层面”，就会使学生解惑了。
什么是“人格的两层面”？
第一层面是“管仲的层面”；
第二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的层面、是大无畏的层面、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层面；
“匹夫匹妇的层面”是小市民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层面、是依附权势的层面、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层面。
大人格：管仲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所表现的人格，叫“大人格”；“匹夫匹妇”所表现的，叫“小人格”。“大人格”的表现因为是特立独行的、是大无畏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然跟“小人格”的表现冲突，尤其是“大人格”尚未功成名就前，这种冲突，更为显著。管仲在尚未功成名就前，与朋友做生意，要多分钱，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吃人；管仲为朋友办事，给办砸，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害人；管仲同朋友出征，作战时退后，凯旋时在前，在“小人格”标准，这是胆怯；管仲在公子纠被杀，朋友殉难，反倒投奔敌人，在“小人格”标准，这是无耻。……即使在管仲功成名就以后，在“小人格”标准下，他的作风，也可议颇多，孔夫子以“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就骂出“管仲之器小哉！”的话、就骂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的话。管仲的一切不合“小人格”标准的行径，虽为大家所不谅，但他的朋友鲍叔牙却一直信任他、一直让他。最妙的，在管仲临死前，齐桓公来问他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