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
难乎为“妓”——以充文用
官妓演变到明朝，有了严格的发展，《国初事迹》记明朝公娼情形说：
“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这是很清楚的“公务员金字上酒家”模式。但这种禁令有效吗？《五杂俎》的记录，有了以下真相：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辄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干（门中干字）。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这段文献，透露了两种“家居”情况：第一种家居，是“缙绅”先生在家里叫姑娘，姑娘做应召女郎；第二种家居，是姑娘在家里接客，姑娘做陶公馆式私娼，两种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五杂俎》书里又提到“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的话，说明明朝政府仍在吃软饭。政府立场既然如此不道德，想用法律要求公务员道德，自然也就根本行不通。《尧山堂外记》收有明朝三“杨”开泰的宰相（杨荣、杨士奇、杨溥）联袂狎妓的故事：
“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烈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侯）。’一时京中大传其妙。”连当朝宰相都可以公然叫条子，所谓禁令禁令，又在那儿？
其实，明朝这种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
“饮酒作乐”不但是中国娼妓业的固有文化，甚至此一行业的远流，就从饮酒作乐而来。中国古代没有“娼”字，娼字是六世纪才出现的。在它以前，都用“倡”字。倡就是音乐，“倡优”是一回事，就是歌唱表演。倡字后来来个细胞分裂，人字旁变口成为“唱”（纯音乐），变女成为“娼”（纯妓女），倡字本身保留原样的部份，只做为“提倡”“倡导”来用——自己不介入声色常葫，清高起来了。
中国娼妓的语源，既然一开始就“穷声色之娱”，外加饮酒助兴，所以，在称呼方面，就有“声妓”、“歌妓”、“酒妓”、“饮妓”、“酒纠”等名目，这些名目所象征的文化特色，自然也就我中华只此一家。
内外难分——以充家用
因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来的历史，自然也就别无分号。中国历史中，有一种“家妓”。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还没有资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儿子，才有资格做姨太太。两晋南北朝时，家妓最多：
《宋书．沈演之传》：“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
《宋书．杜骥传》：“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
《宋书．范晔传》：“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
《北史．夏侯道迁传》：“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
《北史．高聪传》：“唯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
《南史．张环传》：“居室豪富，妓妾盈房。”
因为家妓成风，所以许多事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犹似坠楼人”主角绿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这种史实，只有中国才有。
别以为家妓只是豪门自己的规矩，其实是依法有据的。唐朝法令规定：“三品以上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磐乐师。”可见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开“妓女户”“歌舞班”玩。相对的，官不够大，自然就不能乱开。《南史．王宴传》：“宴从弟诩，位少府卿，（束力）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以畜妓免官，禁锢十年。”就是一个教训，——女人岂是你玩的！
由于窑子开到家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