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皇帝准许臣子可以有话直说，原因却不是由于皇帝度量大，而是怕外国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时候，大臣戈谦劝他不听，旁边有人拍皇帝马屁，知道皇帝讨厌戈谦，特进马屁要求把戈谦赶走，皇帝同意了。这时候，一名叫杨士奇的，立刻劝皇帝说：“现在外国人来朝见皇帝的很多，这件事若传到外国去，洋鬼子们就要说我们没有度量、没有自由了，这是不好的。”于是皇帝就算了。
另外一种情形，皇帝宽大是为了怕历史，怕历史家记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赵匡胤，喜欢打鸟（那时候没有猎枪，用的是弹弓）有一天，玩得高兴，左右报告说，有大臣为了急事来求见，皇帝叫人把这个大臣叫进来听报告，听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气了，他问：“为什么这种普通的事现在来报告？”那大臣答说：“我认为这种事并不普通，至少比打鸟还重要！”’皇帝更气了，立刻拿家伙打这大臣的嘴，结果门牙两颗，打掉在地下。那个大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弯下腰来，把门牙捡起，往口袋里一放。皇帝奇怪了，问他说：“你捡门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说：“我怎么敢告皇帝？这件事，自然会有历史家去写！”皇帝一听，笑起来了，下令送这大臣许多钱，表示抱歉。
历史上关于臣子劝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为劝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们，还是要一个接一个，劝个没完。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鸟赋》，高叫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附记）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地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