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少团长在南各庄怄了两天气，也对这种打胜了反而更加不利的局面没有办法。总不至于拿枪去逼着宋哲元把与日本人签的狗屁协议改了啥。算求了，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吧。遂命令肖一勺速回保定，找汤立勇那个东北军老乡营长，看能不能用高价匀一些油料回来，否则自己这20辆大卡车就趴窝了。
另外指示军情处北平特工组组长何启明开始在北平城内按名单广撒那个周大少团长几千里运来的特制礼包。争取在20日以前全部完成名单上的一千多人的传递到位。
那些贩卖“开口笑糖炒栗子”的侦查队弟兄们仍照早出晚归。这十几个侦查队的弟兄们几乎完全变成了当地的小商小贩根本使人分辨不出来。而源源不断的信息也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汇聚到南各庄这个不太为人注意的冀中小庄子里的周大少团长这里了。
宋哲元把38师师长，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将军推到前台与日本人签订了屈辱的协议后，就继续由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在汉奸齐燮元，陈定生的陪同下，与日中国（华北）驻屯军香月清司中将的代表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进行华北事件有关谈判。
而宋哲元又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对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慰问加以婉拒。当时29路军对进攻卢沟桥、宛平城的挑衅日军奋起抵抗并取得空前大胜后，全国人心激奋（还有一些爱国海外华人），纷纷致电嘉勉，并汇款汇物慰问。宋哲元为了取得日本人信任，以免那个屈辱的协议不能按日本人的意思执行，竟公开致电全国谢绝各界对29路军的慰问，说：“遇此类小冲突，……各方盛意虽甚殷感，却不敢受。”宋哲元为一己军阀固有的私利所惑，导致这个33年长城抗战的英雄沦为一介匹夫抗战的决心全无，其三心二意的委曲求全态度又影响了手下秦德纯，冯治安（37师），张自忠（38师）等一众将领的思想，众人纷纷表示不同意对日全面开战，应接受日军的（苛刻）条件，设法使这次爆发的军事对抗降为一般地方事务来处理，以保住29路军在华北平津地区的独家利益。
其实就在日本人一面假意与张自忠谈判之际，一面公开大规模调动军队进逼华北的时候。7月9日，对日本人的卑鄙伎俩看得透彻的最高领袖，就在军事上做了一些紧急调配：即令孙连仲将军指挥的26路军两个师即刻开往保定集中，继而再进至琉璃河一线；第40军庞炳勋部一个师开赴石家庄，进驻沧县，归宋哲元节制；又急调东北军第53军万福麟部三个师附91师集中到保定，向固安、永清、雄县布防。第84师高桂滋部调至大同、怀柔线。最高领袖的部署，使晋察绥与中原连成了首尾相应的防御整体（又是长蛇阵，老蒋的最爱）。为了加强这一大摊子各种势力都有的部队的协同指挥，最高领袖干脆在石家庄设立了行营，任命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并亲自给山西阎老西，山东韩复榘打电话联系，要求他们摒弃前嫌，积极配合之。
从保定花了高价（好几万元）整了几十桶油料后匆匆赶回的肖一勺带回了大批部队汇聚保定的消息，中**队的军师一级番号多达六七个，并一一在周大少团长的大沙盘上粗略标示。汤立勇，沈平一看。好家伙，这不是跟三人在队伍出发时在轮船上的分析差不多嘛！看来最高领袖这个长蛇阵是摆下了。肖一勺并说，宋哲元对增援平津的最高领袖调配的部队心存戒虑，甚至对划归他节制的孙连仲、庞炳勋两部，也最多允许到保定，再向北说死也不让进了。现在大批部队拥聚保定及以南，整个地区根本就是一个大兵营。宋哲元的阻拦，这就使这些增援部队都停留在保定以南的冀中、冀南地区，与平津地区的29路军相距甚远，根本无法呼应和协调作战。庸人误国啊。
而日本人以协商谈判为名，利用宋哲元幻想接受屈辱和平并与最高领袖的长期的矛盾，缓兵计得逞。数日间，到7月16日，日军已经完成了兵力调动形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的部署。在周大少团长的大沙盘上，表示的日军番号已达五个精锐师团之众，兵力超过了十万。由此，29路军与日军的军事力量对比完全的发生了大逆转。18日，华北日军在丰台设立了最高司令部，由香月清司中将全权指挥，一场蓄谋已久的对中国华北平津地区的疾风骤雨即将袭来！
从7月9日打完阻击回到南各庄以后，随后几天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无耻拙劣的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表现使周大少团长失望之极，使其见到西北军弟兄们英勇无畏而生出的想配合29路军再狠狠打击一下日军的一点残存的想法彻底破灭：在一群只顾自己利益的蠢猪率领下再勇猛的狮子也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只有深受小鬼子烧杀抢掠的欺辱，饱尝亡国奴之痛苦的中国老百姓才会有拼死的决心和战斗的勇气啊。周大少团长决定了，在冀中平原的南各庄（具有光荣的义和团斗争史）以其为根本建立一支老百姓自己的抗日队伍－－－华北抗日义勇军。
从38年到45年抗战结束，冀中平原地区的老百姓可是饱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烧杀抢掠，三光政策，囚笼政策，五里一据点，十里一炮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