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引，添灶户，庶可易得。”元忠对曰：“已尝遣使
咸平府以东规画矣。”上曰：“不须待此，宜亟为之。”通又言：“可罢上京酒
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上曰：“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
岂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还自上京，谓宰臣曰：“朕闻辽东，凡人
家食盐，但无引目者，既以私治罪。夫细民徐买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
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因为之罢北京、辽东盐使司。二十八年，尚书省论
盐事，上曰：“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盐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
盐，所至求贿及酒食，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盐司苟图羡增，虽知其诬
亦复加刑。宜令别设巡捕官，勿与盐司关涉，庶革其弊。”五月，创巡捕使，山
东、沧、宝坻各二员，解、西京各一员。山东则置于濰州、招远县，沧置于深州
及宁津县，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解置于澄城县，西京置于兜答馆，秩从六品，
直隶省部，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盐
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煮则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运司，外者即随路府提
点所治罪，盗课盐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宫，谕有司曰：“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
禁获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
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谓：“若令民计口定课，民既输干办钱，又必别市而食，
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
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
缘官估高，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
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
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
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入为出，必无不足之患。乞令平、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
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礼部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干办
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
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
方许巡捕，违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
地可依旧干办，余同俨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
而犯之者也。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
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宰臣奏：“以每斤
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出巡须约
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
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
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时既诏罢干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
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
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
乞缓其征督。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盐制。二年五月，省
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遂
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
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军民犯私
盐，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远者付提点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猛安谋克部
人煎贩及盗者，所管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去
州远，恐藏盗及私盐，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创设巡检，山东、宝坻、沧
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用进士。”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余皆从之。尚书省
奏：“山东滨、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邳、徐、宿、
滕、泗六州，各有定课，方之九场，大课不同。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其五场官
恃彼大课，恐不用力，转生奸弊。”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