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么多，就是你这个诉状都没人帮你来写。大家也千万不要以为，没有开市可以请邻居代写一下。那个年代，一个村上甚至一个镇上没有一个人识字是再也正常不过了！偶有会读不会写的人，这种人就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走到哪都要受到敬仰，甚至一村之长、一乡之长都非他莫属。就算有人会写字，那他也不一定能堪以写状纸的重任。你的状纸上的字体必须要按字体格式来写，写的格式不对，或者字体不对，对不起，你这状纸我不接，得你还是得回去重写。
如果你运气好，找到了一个懂格式、字写得好的人替你写了状纸，那只是你告状路上仅仅完成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等待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概念呢？以前的地方官，他是身兼数职，既是“人民法院院长”，也是“市长”，既是“市工商管理局局长”，也是“城市管理局局长”反正是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打官司，仅仅是地方官众多事务中的一种，他不可能天天坐着大堂，等着你来打官司。于是就特定某个日期为“打官司”的日子，过了这个日期，你要打官司，对不起，等下次。当然，这个打官司的日期是根据地方官的个人喜好来设定的，有的地方官勤政廉明，那或许一周排一次，有的地方官怠政慵懒，那就有可能二个月排一次，甚至更长。有一些史书记载，对于这些在现代称之为民事案件的官司，地方官大都不受待见，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事情，所以。古时候，对于这种民事纠纷，都会请各族的族长或者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出面调解，在一定程度上，族长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其地位要远远高于地方官！一个地方可以没有地方官，但绝对不能没有“家长”。（编者按：我曾经看过一本地方志，由于朝廷的疏忽，某江南小镇的地方官一直空缺长达七年，在这七年里。这个小镇几乎就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现实是，那里的老百姓依旧安居乐业，甚至其滋润的日子远比其他邻镇的百姓要过的好，因为这七年里。这里的老百姓不用交税纳粮，都靠该镇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主持公道。才得以蓬勃发展。我觉得这事应该是真实存在的。毕竟地方志是一个地方历史的真实反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比那些杂记、随笔、传说要来得靠谱的多。）有时候，即便你赶上打官司的时间，但地方官可是有一宗审一宗，没有“第二个服务窗口”。所以如果前面已经有人在那边审案了，那你就得在后边等，如果前面那案子审了一天才结束，那不好意思。你得到下一个“工作日”才能过来了！这个就是“时间”上的麻烦。如果你有了状纸，恰好在时间上赶上趟了，那还不能玩玩大吉，那还得看你关系够不够？或许很多人要问我，这打官司还要“关系”？那当然了，当然这“关系”不是说你非得要跟地方官沾亲带故，而是先得看你的身份，古时候，身份很明确，人有三六九等，“士、农、工、商”，你得按照这个身份来。“高级别的身份”告“低级别的身份”，算是好起诉的那种，“低级别的身份”告“高级别的身份”那就难上加难了，说通俗一点，“士”告“农”好告，“农”告“士”却是难上加难。当然，这“低级别的身份”不是不能告“高级别的身份”，但你得先过一个门槛：酷刑。不管你在不在理，你告“高级别身份”的，先打五十大板再说，因为你颠覆主权思想，以贱犯贵，在等级森严的旧社会，这是伦理所不容的，所以得先打。当然，这五十大板只是酷刑中的一种，根据地方不同，其酷刑也不同，明王朝时期，北方的地方就特别中意这“滚铁板”的酷刑。所谓“滚铁板”，就是“低级别”的原告现在在一张布满铁刺的铁床上，从这一头滚到那一头，如果死了、残了，自己自认倒霉，如果还能喘气，还能接着告状，那行，地方官这时才会接你的诉状。或许还会有人问，那告同级别的身份呢？那就要看你的“贡献”了。说到底，这古时候又没有什么户口簿、身份证的东西，自己的身份都是靠自己描述，叫什么名、做什么的、几岁了大不了，就叫几个相邻作证。到头来，还是靠地方官来定夺，你说你家里世代为农，那地方官看你不顺眼了，说你是“世代为工”，那你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里，就要看你实实在在的“贡献”了，私下里，给地方官一点好处，地方官一拍脑门，“大惊失色”的说道：“哎呀呀，我想起来了，你五年前跟我一起参加过乡试，原来你是读书人，原来你是有功名的。”得一下子从“工”的身份跃到了“士”的身份。
这三大要点，缺一不可，这也是封建社会，老百姓们的悲哀。言归正传，这张家父子看到自己的妻儿被花德磐污辱之死，这可不是一般随随便便的民事纠纷，而是出了人命的人命大案，你花家人多势众，我张家父子斗你不过，那我报官抓你。于是张家父子跑到县衙前，击鼓鸣冤，随后跪在县衙门口，大叫“青天大老爷，花家花德磐，杀我妻儿，请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颜炳闻听衙役报来，说本县出了命案，犯案者乃本县首富花家的长子花德磐。这命案可不是小事，颜炳闻平日里虽然和花家有来往，但犯不着给花家这么大的一个人情，于是，颜炳闻发签，让捕头带领衙役，前往花家将花德磐捉拿归案。过了约莫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