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
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倘观以一律的眼光，结果即往往谬误。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者实茫无所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虑及避忌。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文⒀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亵黩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言归正传罢。因为人们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这样不同，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⒁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
虽然是中国，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机，虽然是中国妇女，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我并非说凡在教育界的独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个男人，无非愿意她们能放开思路，再去较为远大地加以思索；一面，则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这事乃是一个女子教育上的大问题，而有所挽救，因为我知道凡有教育学家，是决不肯说教育是没有效验的。大约中国此后这种独身者还要逐渐增加，倘使没有善法补救，则寡妇主义教育的声势，也就要逐渐浩大，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全国受过教育的女子，无论已嫁未嫁，有夫无夫，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罢，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样地生活下去了；为他帖身的使女，亲生的女儿着想，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我是不研究教育的，但这种危害，今年却因为或一机会，深切地感到了，所以就趁《妇女周刊》⒂征文的机会，将我的所感说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
②范源廉（1874—1934）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清末曾在日本创设速成法政、师范诸科，民国以后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二五年春，因师大经费不足辞校长职，该校学生会曾发动挽留运动。作者这里说他为“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大概即指此事。
③军国民主义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尊王攘夷主义，在我国春秋时代称拥护周王室、排斥异族为尊王攘夷。它传入日本后成为一种封建性的改良主义思想：尊王，即拥护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而削弱幕府权力；攘夷，即抵抗外来侵略。但其后即转化为对内专制，对外侵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下文的贤母良妻主义，是当时在日本和别的国家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女子教育思想。
④“奉母命权作道场”清代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陆稼书先生从祀文庙，初议时，或以先生家中曾延僧讽诵为疑。其后人出先生手书厅事一联云：‘读儒书不奉佛教，遵母命权作道场’。议乃定。”作者引用这句话是指当时一般兼信佛教的道学家。
⑤“神道设教”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迷信以欺骗人民的一种方法。见《周易·观卦》：“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章士钊在任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时，曾认为这种做法也有理由，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再疏解车军义》一文中说：“故神道设教，圣人不得已而为之。”
⑥《文昌帝君功过格》据迷信传说，晋时四川梓潼人张亚死后成神，掌管人间功名禄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