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②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③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④，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⑤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⑥？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⑦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⑧。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风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语丝》周刊一○六期，题为《〈坟〉的题记》。
②《河南》月刊，我国留日学生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创办于东京，程克、孙竹丹等人主编。一九○一年“辛丑条约”后至辛亥革命期间，我国留日学生有数千人，其中多数倾向于反清革命，他们进行各种反清活动，出版了许多书报。其中有十多种杂志是以各省留日同乡会或各省留日同人的名义出版的，内容偏重于有关各省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和科学的启蒙宣传，如《浙江潮》、《江苏》、《汉声》、《洞庭波》、《云南》、《四川》等，《河南》就是这些杂志中的一种。作者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收入本书的《人之历史》等四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破恶声论》和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十卷《译丛补》的《裴彖飞诗论》（两篇都是未完稿）。
③《民报》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内容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共出二十六期。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由章太炎主编。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在《民报》发表的文章，喜用古字和生僻字句。这里说的受《民报》的影响，即指受章太炎的影响。
④“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语出《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⑤这里的君子之徒和下文的所谓正人君子，指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人们。
《现代评论》周刊是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大学教授所办的一种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它主要是刊登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