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有了很大增长，但相对于我们控制的区域面积来说，却仍明显偏低。”赵振中叹道，“能够被选入我军的，都是各方面素质不错的。若多消耗点弹药能减少部队不必要的损失，还是值得的。当然，凡事都要有个限度，不能浪费！”
顿了一下，赵振中又道：“扯的有点远，还是继续说对日作战的事。既然作战是在秋冬季节，那就要做好冬季作战的防寒准备，衣、帽、鞋袜、手套，以及被服等都要准备充分。另外，羽绒服的产量虽然还有些低，但在优先供应关内、迪化两战区后，剩余部分配发榆林战区一线侦察部队和个别执行特定作战任务的集团军还是没问题的。这个问题就由德贵和海澜协调解决。”
……
这次民众党中央军委会议虽然参加的人员比较少，却决定了民众党武装秋冬攻势的基本事项。随着会议内容下发到榆林、济南战区，部队的训练和后勤物资的调运和储备也就提到日程上来。
华北方面军和民众党武装都在为秋冬作战进行准备，而华中日军则做好了攻击武汉的准备。
在老蒋下令扒开黄河阻挡华北日军沿平汉线南下之后，华中派遣军因黄泛区阻隔，把第13师团、第9师团等部队撤到淮河南岸休整。
但与华北方面军在民众党武装面前缩手缩脚不同，华中日军却并未停止作战。在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的命令下，华中日军与配合作战的日军中国方面舰队一起，以水陆并进的方式，继续沿江向西攻击前进。
根据畑俊六与川古志郎的命令，台湾旅团、海军第11战队、陆战队、第2联合航空队溯江进攻安庆、马当、湖口、九江；第6师团从合肥沿陆路攻占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宿松、黄梅，策应沿江向西进攻的部队作战；陆空军第3飞行团协同陆上部队进攻。
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老蒋布置在日军攻击线路上的阻击部队不敌之下，纷纷败退。到7月26日，九江失守，通向武汉的门户已然洞开。
老蒋原本在九江地区布置了十万大军，可面对日军一个台湾旅团和新成立不久的第106旅团一部，以及部分日本海军，兵力占明显优势的守军竟只支持了三天就告败退。老蒋惊怒之下，坚守武汉的信心也有所动摇。
九江失守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主要原因固然是日军夜间在姑塘登陆，防守的部队事先竟毫无察觉，而事后又处置不力；但不可否认，一些部队军纪败坏、玩忽职守也是重要原因。
负责九江防线指挥的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在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提交的报告中曾将“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列为九江失利原因中的第三位，并表示：“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因而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在抗战的危急关头，蒋记国民政府的部队竟“鸣枪拉夫搜寻给养”，甚至“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这种行径，比日军的暴行又能好到哪去？
身负九江防御之责的张发奎，愧疚之下，向军委会自请处分。老蒋在命其交出指挥权调回武汉的同时，又撤销了对作战失利负有责任的预备第11师、第128师的番号。
在打开通向武汉的门户后，日军在进攻武汉的时间上曾发生过争执。陆军希望推迟作战，以避开8至9月武汉一带的炎热天气，免得因气候原因造成部队中暑等非作战减员。但海军却坚持在雨季江面广阔、大型船只可上溯到武汉的有利时机发起作战。争吵的结果，是日本陆军向海军低头，武汉会战于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击部队作战序列后，正式展开。
日本陆军原来坚持的确有道理，在向武汉攻击过程中，仅稔彦所部的第2军就有两万五千多人因中暑、霍乱、疟疾等病症而入院治疗，其中约有九百人死亡。没等攻到武汉，第2军就有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兵力丧失了战斗力，这样的结果令稔彦对海军大骂不止。
不过，摄氏四十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也就出现在8月底那几天。随着时间后移，秋气渐重，高温天气缓解后，日军的攻势也就更为猛烈。
老蒋在日军的攻击下左支右绌，日子过得也就愈发艰难。当10月21日，老蒋得知广州失守的消息后，黯然长叹，知道粤汉铁路被切断后，武汉已不值得重兵防守。
就在老蒋做出放弃武汉的决定后不久，10月25日至27日，日军先后占领汉口、武昌、汉阳。武汉三镇的失守标志着武汉会战的失败，其后中日军队虽仍继续作战了半个月，却已是尾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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