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啊……”张学良听后点了点头，便又保持沉默。
在座诸人又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些军务，聊了些眼下国内局势，便暂且休会。
趁这功夫，张学良把于学忠、王以哲叫到一起，叮嘱道：“你们到了这边，凡事要多想想。丢了东三省让兄弟们有家难回，我已对不起大家，可不能再不顾兄弟们死活。”
于、王两人相互看看后，于学忠说道：“副总司令放心。既然人民军一时难以对付，我想我们不妨也在与其交界地带深沟高垒，加强防范。现在西北出现两个敌人，我们避免两处作战也有话说。另外，可能的话，暗中和人民军沟通一下也不是坏事。”
从东北到华中，再到西北，东北军丢了东三省后只能仰仗南京当局开支的粮饷，而剿匪中消耗的装备和人员却不见当局补充。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恐怕东北军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权衡利弊，张学良决定道：“有孝侯兄和鼎芳兄在，西北这边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就照孝侯兄的意思办好了。”
参加完西安举行的剿匪会议，张学良便在31日乘机飞回武汉，其他与会人员也各回各部。
南京、太原、西安这几处是消息灵通所在，对于人民军声明和社论几方也都做出了不同的应对。而其他地方，除了有收音机能收到西北广播的人外，因南京当局对抗日言论的压制，各大报刊基本上不敢转载。毕竟，《新生》周刊因5月份登载《闲话皇帝》而被停刊，在7月初总编杜重远更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
在这种高压之下，民众一时噤声是可能的，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想全面禁锢消息的传递却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在上海、天津等地外国租界中创设的报刊是当局封锁不到的地方，象上海的《字西林报》便以英文全文刊登了西北政府的声明和社论。
而随着私下里人们对消息的传递，加上一些报刊的突破，西北政府的声明和社论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西北的政治姿态也开始展露在国人面前。
不过，当8月份，有关西北的报道传到苏州时，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在读到有关内容后，却先是大笑后又大哭。
外边有人听到动静后，忙进来心问道：“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我笑，这社论骂得痛快，老友功绩尚有人不忘；我哭，老友竟丧生于同一阵营的黑枪之下”老者虽然岁数有些大，可形容于色，想来当年也是快意恩仇之人。
“没你的事，我一个人待会儿。”将来人打发出去后，沉吟半晌，老者心有不甘，咬牙暗道：“就是不知西北那边所说暗杀焕卿的人究竟是谁，一定要弄个清楚才是絸斋在北平，离得近，还是麻烦他跑一趟。”
当下，老者写了封信，叫人给寄到北平。而由这封信开始，西北今后却又多了一条另类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