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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会吧？”听了赵振中说宋教仁被刺一案中孙文及其党羽干系更大，饶是两位洪门大佬饱经风浪，仍忍不住心神震动。
陶成章及其领导的光复会，虽然同属革命党阵营，不过一向与孙文不对付，就好象洪门之中致公堂也有不少对头一样，刺杀陶成章并消灭其领导的光复会，在两位大佬眼中，不过与洪门中不同堂口之间的拼斗、火并有些相象。而邓铿被刺杀的时候，其作为陈炯明的参谋长跟随陈占据广州，反对孙文不顾实际、不恤广东民力一意北伐，也可看作是不同堂口之间的争斗。
但宋案若是与孙文及其党羽有关的话，那可与陶案、邓案的性质截然不同。宋教仁在民国元年8月的时候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可说是国民党的实际创始人，其在国民党内的威望甚至比孙文有过之而无不及。若宋案与孙文及其党羽有重大关系的话，那就好比是同一堂口中的兄弟相互争权夺利，是要受洪门大刑的。
“呵呵，两位老哥先别惊讶，宋案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又没有直接证据，只能说说我对此案的一些看法。”赵振中笑着说道，“不过，我个人认为宋案还真与孙文及其党羽有关。”
“我不太清楚同盟会时期孙、宋二人的关系究竟如何，不过，曾听人言，宋在同盟会中曾指责孙‘做事近于**跋扈’，想来二人的关系当不是融洽。而且，在武昌起义之后，宋在孙成为临时大总统之前便反对总统权力过大，主张成立内阁，但被孙所否决。其后，宋又赞同袁世凯定都北京，主张议会共和，反对暴力手段，这些都与孙的主张相悖，难以调和。”
“再看宋案中的凶手，武士英只是一个临时被找来执行的工具，后来是更在陈其美控制下的上海的模范监狱里死掉的。而应桂馨、洪述祖都是则都是共进会成员。其中应桂馨与陈其美二人从反清时代起关系就非同一般，辛亥之后，应桂馨曾担任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文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负责接待和保卫孙。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随行护卫。也就是说，宋案的凶手中的关键人物与孙文及其党羽的关系更为密切。”
“再说孙文及其党羽在宋案发生后的举动。宋案发生后，袁世凯坦然同意按照司法手段解决，并在孙党干将陈其美控制下的上海开展审判活动。按说，孙文及其党羽完全应该等最终审判结果出来后，才好根据有关结果采取行动。但令人费解的是，孙文及其党羽在审判尚无结果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宋案为袁世凯所为，并且号召各地起来推翻北京袁世凯的统治，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而且，在案件审判期间，作为执行刺杀任务的凶手武士英又在陈其美控制下的上海监狱中被人灭口，加上在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这难免让人疑惑，孙文及其党羽究竟要掩饰什么？！”
“再看宋案刺中的动机。宋案发生后，表面上看，袁世凯除去了一个要组阁分权的对手，可即便宋顺利组阁，军政大权也依然把持在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似乎没有因此而对宋下手的充足理由。再者说，袁世凯放着自己竞争对手黎元洪、孙文、黄兴不杀，又何必去杀一个热衷于议会共和的书生呢？更何况国会刚刚成立，正是需要南北和平的时候，袁世凯实无必要在此关键时刻去自找内乱。”
“与袁世凯动机不充分相反，孙文及其党羽是宋案中幕后黑手的理由似乎更充分一些。宋教仁去世后，袁世凯固然少了一个在国会内分权的人，但孙文又何尝不是除去了其在国民党内的最大威胁？由于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实际创始人，加上当时孙文呆在日本，黄兴热衷于经商，国会选举的胜利可谓是宋教仁一手推动下才取得的结果。如果宋教仁最终到北京顺利组阁后，那孙文及其党羽将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国内的政治舞台恐怕也很难再有孙文等人施展抱负的地方。这对于不善于建设，而只精通破坏的孙文及其党羽来说，恐怕是更难以忍受的。”
“最后，再看一下宋案发生后究竟谁获利最大。宋案发生后，袁世凯除了去掉一个在国会内分权的人外，南北重新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刚刚稳定的国内局势再次陷入动乱，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获利。与此相对照，孙文及其党羽可谓收获颇丰。”
“宋案发生后，孙文重新成为国民党的真正领袖，党内再无人能撼动其地位。此外，又达到了鼓动其他势力共同反对袁世凯的目的，使孙在国内的声望剧增。若是他们所鼓动的二次革命实现其意图的话，那他们完全可以取袁世凯而代之。不过，让孙文等人失望的是，所谓的二次革命失败了，他只好再一次跑到日本。”
“如果说仅仅只有宋案，我也不会做此推想，但前面有陶成章案，后面有邓铿案，再加上宋案，这三者的手法同出一辙。都是刺杀之后，不等案件真相查明，孙文及其党羽就急匆匆地出来认定凶手，然后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看看这三个案件的结果，就不难发现：陶成章去后，孙文及其党羽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