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4，011吨军火，这些军火是在1919年12月，由天津马兹里公司从神户运到北京的，其中分别运到沈阳10吨，山海关2，434吨，北京60吨，天津1，057吨。意大利经手这批军火的是其驻华使馆武官瓦尔达上校。据有关资料统计，这批军械中存放北京者内有迫击炮20，000门，炮弹1，000，000发；存放天津者，内有步枪30，000枝，子弹3，000，000发，价值7，000，000法郎，又有山炮6门，价值460，000法郎，炮弹24000发，价值2，900，000法郎，菲亚特机关炮50门，价值700，000法郎，炮弹3，000，000法郎；存放山海关之军械，内有步枪19，000枝，子弹17，000，000发，野炮21门，炮弹2，500箱，手榴弹1，400枚，无线电通讯2架，共计2，000，000元。这批军械直到1924年曹锟才接收完毕。
1923年，曹锟还向意大利商人安吉洛购买价值5，500，000元的军械。此外，曹锟还另找关系购买军械来增加自己的实力。据悉，1923年6月，曹锟曾派出两名代表与天津的伍伦.沃西公司的经理、英国的化学专家等人接触，希望他们能帮助制造毒气，供飞机上配备毒气弹之用。曹锟也努力加强直军的空中力量。1922年，他通过在上海的代表向法国购得水上飞机10架。1924年，曹锟在倒台之前，还继续向其他国家购买军械，如德国船只里克默斯号为驻汉口的布瓦苏公司装运飞机和240箱迫击炮到天津，价值18，000英镑；1924年费尔兹号运载飞机2架到天津。布拉格的一家捷克军火公司诺天特尼也报导说，1924年6月7日施莱斯丁号货船从安特卫普运出25箱手枪，子弹250，000发，同一个月内，又有沃格勒号货船从汉堡运出迫击炮6箱，1924年6月18日，奥利夫号货船从汉堡运出迫击炮300门，这些军械均运给天津的直系部队。得到曹锟政府批准的诺沃特尼公司经纪人赖荷达在天津丰大业路87号的办公室里经办这些军火买卖的业务。不巧，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各船所运军械都转到冯玉祥、张作霖手里了。
与此同时，吴佩孚也与众多国家联系，争取物美价廉的军械。1922年2月，吴佩孚买到奈尔斯、贝门特、多德等美国公司生产的军械装备。他在巩县兵工厂的所有各种设备，由美商卡堡格公司、卡洛威兹公司设法运到上海。8月，吴佩孚通过一个意大利捐客加兰达购到价值5，600，000元的军械；在这同一时期里，一个美国人史蒂文将一艘装有步枪、机关枪等军火的走私船停泊在海参崴，以后从海参崴卸货，经中东路运到哈尔滨、长春，最后设法运交给洛阳的吴佩孚。另外，吴佩孚还从西伯利亚逃来上海的白俄人手中购到各种火炮以及步枪200余枝。1924年春，吴佩孚又与意大利人打交道，用3，000，000元购得步枪40，000枝，子弹50，000，000发，七十毫米口径大炮36尊及炮弹50，000发，机关枪6架，但据说该项军火中枪支子弹有多朽坏而不堪用者，因而数目虽多“而实力无几矣”。
张作霖奉系的购械。1922—1924年间是张作霖外交政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主要靠日本的军械和顾问，之后，他转而面向各个方面。现将其在第一次直奉战后重整军备时的购械情况叙述如下：
与日本人的交易。
直奉战役失败后，张作霖损失了大批的辎重，军械颇为不资，因此张氏特派张宗昌等10人组成奉天代表团，赴海参崴购买军械。据日本《朝日新闻》报导，代表团与日本签订两份契约，第一份购买美国刘明顿公司1918年制造的俄式五连发步枪31，000支，每支附子弹1，000发，并附刺刀（全部为新制品）；第二份契约订购日本三十八年式步枪5，000支，并附背禳、子弹盒、刺刀、皮带等一切，机关枪11架，炮弹10，000发。其中前约已交接完毕，后约则“因故而卒至破裂”。此外，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张氏又得到日本某兵工厂所产步枪3，000支与附属子弹，及由日军旅顺军械库运来之枪弹1，000，000粒。另据当时奉军要人魏益三回忆，在战事正紧期间，奉军还得到日本供给的步机枪子弹40，000，000发，炮弹100，000发。
与白俄残军的交易。
1922年10月，苏俄红军攻占海参崴，占据海参崴的白俄“捷克兵团”溃逃，他们与张作霖商定，以手中的武器作交换，来取得在东三省避居和取得给养谋生。这批军械中第一次交货的计有步枪30，000支，每支13元，共计22车皮；第二次交付的内有炮弹626箱，炸弹209箱，共5，016枚，电线等物品200箱，还有一架飞机。此外，张作霖还得到系留在海参崴的旧俄军舰数只，以及制造军械之机械数套。
与意大利的交易。
1919年，张作霖与意大利人的早期交往中就很有收获——存留在天津、山海关的军械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