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张铁路在中国的运输地位充其量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毛细血管，它也理所当然地排除在铁道部的主要视线以外。偶然的一瞥，也只是因为它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它出现在中学的课本里，是基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它和一个叫詹天佑的人名紧紧相连，是宣称中国也有铁路工程师。它在国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作用。
敞开的站台看不到围栏。马碎牛走进站后才知道，这里不但有来自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红卫兵，而且还云集着许多东三省的学生。那些来自东北的红卫兵一个个目光灵活、语速激烈，大谈沿途的遭遇和耸人听闻的奇遇。站台上到处都是红卫兵，移动很困难，马碎牛就站在旁边听。一个戴着“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巴黎公社造反队”袖章的男生正在口沫横飞地讲述黑龙江的红卫兵是如何扒毁铁路、把钢轨像猛犸大象的牙一样反卷向火车头的。起因是定员九十七个人的车厢居然塞不进五百红卫兵，这在计算体积方面堪称高手的中学生看来简直就是咄咄怪事！他说，当场就有人计算过了，横截面乘以长度，一个真正满载的车厢，其最大容积应能轻松地容纳下六百多人。考虑到红卫兵尚未成年，如果再增加一个百分之二十的膨胀系数，车厢里就应当轻松装下七百二十个人！但车站上的工作人员极不配合，任凭每节车厢只挤进了三百多人就劝阻大家不要再做无谓的努力了。红卫兵愤怒了！他们静坐示威、他们强行摘开每节车厢的连接管和挂钩，把满载的列车一节节推回了车辆段。
谢凯怀疑地问：“车上的人就任凭你们把他们推出车站？”
那位“巴黎公社”红卫兵不屑地看了一眼谢凯，说：“谁是傻子呀？下来了你还能上去吗？说到底还得用车皮拉人不是？你就是推到天涯海角他也不会下来的。”他接着说，所有的手段都使尽了，火车依然无法开出车站，一个红卫兵义愤填膺地说，既然大家都走不了，要此铁路何用？于是，在他的建议下，无车可乘的红卫兵齐心协力，从车站抢来了各种工具，以铁路子校的学生为技术指导，起了道钉、拆了夹板，还强行调来了轨道起重机。吃顿饭工夫，两条铁轨就卷成了“C”形。
秃子问他：“那你们不是也走不成了吗？”
“巴黎公社”惊奇地看了一眼秃子的头顶，忍住笑，轻蔑地说：“这种小事能难住我们？我们坐汽车！正好想到蒙古草原散散心，骑上高头大马纵横驰骋呢！就是躺在浓密的青草地，咬着草梗看蓝天，那也不错啊？这不，就由西线南下到了这里。”
马碎牛暧昧地说了一句“佩服”。赵俊良搞不清楚他是发自内心的赞叹还是拐着弯儿讽刺。
一辆蒸汽机车屁股朝前拖过来一列空无一人的客车。它行走的格外缓慢，它必须给那些在拥挤中接二连三跌落到站台下的学生以逃生的机会；它还必须防止站台边缘那些站立不稳、摇摇晃晃随时都会卷到车轮下面的学生。 然而它平安地停靠在了站台边。一位老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半个身子，笑眯眯看着这些前拥后挤期盼登车的学生，机车随即就放出了一大团蒸汽。
这里每天只有两趟开往北京的客车。列车的长度出奇地短，只有五节车厢、个个老态龙钟；看得出来，这是一些从重要线路上淘汰下来的几近报废的车体。漆皮剥落、玻璃炸裂，门窗变形、座椅失修；车厢里还散发着一股霉变和潮湿的气味。但就是这样的火车也不是容易上去的。张家口虽然是始发站，但等待乘车进京的学生最少也有一千五百人。车站上拥挤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渭城车站，串联的红卫兵把这列空车围得水泄不通。拥挤的人群像水浪，把那些靠近车门的人挤得两脚悬空贴在了车厢上。
望着层层叠叠围着火车的人群，赵俊良痛苦地皱着眉头。如何能乘上火车按预定的计划赶到北京，就成了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事。他们距离车门太远了——十多米的距离——除非会飞，否则，想跨越种苗般密集的人群既而登上火车简直就是做梦。
马碎牛和秃子看着他，水平也没了主意，柳净瓶愁容满面地看着火车，他们都绝望了。只有谢凯和李武民看上去轻松一些，两个人东张西望地不知在看什么。
赵俊良已经束手无策了。
马碎牛问他咋办呀？秃子问他咋办呀？水平和柳净瓶只是看着他不说话，但那无声的压力更叫赵俊良喘不过气来。他避开他们的目光，顺着谢凯和李武民的方向看去，意外地看到那些来自东北的红卫兵正在人群外紧张地集结。
这伙人大约有三四十个，在“巴黎公社”和另一个男生的指挥下排成了三路纵队。两边是身强力壮的男生，体质差的男生和所有的女生都排在中间。“巴黎公社”从队前跑向队后，低声交代着什么。听话的人就紧张地点头。
赵俊良忽然意识到这是要采取过激行动了。谢凯回过头兴奋地说：“他们要强行登车。”“就是。”李武民也肯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