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说不清对医院的特殊医护和观察有什么期待——从拨开针管的那一刻起,我已对他们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怀疑终归是怀疑,我依然心存依赖。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人关注总比没人关注好。何况,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看出,他们对我们——至少对我——没有半点恶意,也不存在从我身上捞取什么好处的意思。因此,我找不出拒绝他们的理由。我可不管他们怎么说做什么,也不管他们骨子里是不是好人。总之,我还是非常愿意主动配合他们的工作。
主治医师和女护士相隔一天来找我一次,又是询问,又是量血压,又是探热,又是一一作记录。他们还两次派车辆接送,请我到医院门诊部免费全身检查。我十分高兴检验结果一切正常。我从他们口中得悉,在对待我病情的态度上,医院、专家小组两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是主张放弃,一是主张进一步研究。主治医师站在专家小组的立场上倾向于后者,他担心我旧病复发,从我的安全着想,多次劝我回医院观察和治疗。他一再强调,他将说服医院提供一切免费服务,并保证我愿意在医院里住多久就住多久。这方面,当然未必完全从他的个人研究的角度着想,可能也包括对我这个人的特殊感情——假如他觉得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的接触对我本人产生一点好感的话。他们到来除了了解我的情况之外,每次都向我表达这一层意思。不过,他们每次都被我婉言谢绝。女护士多次向我透露她的惊奇,认为我身体恢复这么快,竟然一点问题也看不出来,实在是一种奇迹。主治医师一再强调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病例,现在没有一个类此病人的精神状态像我一样的,是我给他们带来了破解这种疑难杂症的希望。按道理,他们应该把我像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据说,专家小组还对这个问题作了一次专题论证。这次论证同样争论得非常激烈,院长作了总结性发言,他曾提出解散专家小组的意见,当他的意见遭到大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只允许主治医师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和观察,他不无有点气恼地说他爱怎样就怎样吧。院长的说话显然起了关键的作用。可以看出,虽然专家小组最后因意见不统一仍然得以保留,我的病情依然引起他们的兴趣,但似乎已经名存实亡。谁也不能要求他马不停蹄地工作,鞠躬尽瘁。不言而喻,这是他们失却那种原始动力的根本所在,他们知难而退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我的主治医师也已经不似从前一般倾注一股热情了。很明显,他对我的病症多次进行调研观察的无效劳动,花费那么大的时间不仅颗粒无收,而且有可能由于毫无结果反而让荣誉受损,谁也不会明知故犯做这样一件赔本买卖的蠢笨事。从此至终,对我来说性命攸关的记录本对他们来说已经毫无参考价值。他们一点儿也看不上眼,仅草草翻看几页就交还给我;倒是我在他们面前适时显示出自己的学习成果,能和他们交流医学方面的心得,并且对有关现象提出疑问,甚至提出超乎他们想象的见解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才显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当然,我对他们的决定并不觉得若有所失。我本来对他们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因此才作出自己研究的决定的。渐渐地,他们频繁而来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接下来到来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少,间隔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的研究小组也对我完全失去了兴趣。他们没有透露什么真正原因,我问女护士,她也说得极其含糊,不知所云。她倒经常借故来看望我。有时说是了解观察我的情况,有时说是路过,有时根本就没有理由。一坐就是大半天,这一点,不用我多说也明白她对我有点意思。然而,不知怎的,我和女护士坐在一起谈话,却不知怎的总是谈得很不起劲,我没有一点惬意,更没有笑声,没有从这位飘然而至、让人不知所措的女人中吐出生花妙语的冲动。而我现在在别的场合却喜欢谈笑风生,乐于谈论其他引入入胜的话题。尽管她善于随机应变,却让我觉得如此窘迫,如此张口结舌。她每次谈话,都几乎要求别人顺着她的思路走,而她绕来绕去都会绕到金钱这个字眼上面去。呵呵,这是一个被钱包围着的世界。
后来,我确切地知道,医院态度的突然转变其实道理很简单:我的病对他们来说缺乏应该有的价值,那一天会议,院长提出问题的焦点已经从过去纯粹的学术性转化为现在权衡医院利益得失的经营性的问题,并且正如医院的院长所言,既然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却不能确保研究成果,又不能让他们在其他渠道名利又收,极有可能落得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无论如何,这实在是当今世道没有人愿意为之的事情。至于我的主治医师个人的收益,大不了也只能从见报发表的一两篇关于我的病例分析案例中得到一丁点儿的稿酬。而且,文章要刊登发表并不容易,现在的报纸杂志宁愿意刊登那些八卦趣闻、娱乐明星动态,也不愿意发表类此正经八儿的、没多少人问津的内容。这情形实在让我感到他多么可怜。至于名声,对他本人名气的提升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现在,他们的名气与利益紧密捆缚在一起。这一点,看一看他们医院的诊室是否门庭若市就一清二楚了。许多时候,每个医生的门诊就像一家饭店,门前广场停放的车辆越多,就能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