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冲一行人百余骑在古道间蜿蜒而行，坐骑偶尔踏在青石板上，发出嘀嗒响声，让王冲再生感慨。
出安乐城向东这十多里路面上，还残留着汉时的古蜀道，而后就没于山野之间。向北回古蔺的路，都是商队的骡马踏出来的。
王冲之前所上西南策，主旨就是开发西南，而区域开发的前提则是修路。在西南地区，不管是唐朝还是宋朝，交通却都还吃着秦汉的老本。
秦灭巴蜀后，便以通路为掌控西南之要，蜀守李冰不仅修了都江堰，还修了从成都到僰道，也就是宜宾的大道。始皇在位时，更雄心勃勃，令常颓从宜宾修路，向南经贵州威宁入滇境，抵达曲靖，全长近千里。一路山高谷深，多在峭壁悬岩凿路，只能开出五尺宽的山路，这就是“五尺秦道”。
秦之后，汉武帝又接下始皇帝的壮志，令司马相如修西夷路，从蜀中通西昌，南抵云南。再派唐蒙修南夷路，沿“五尺道”旧址入毕节，向东深入贵州腹地，达牂牁江畔，直下两广。沿着安乐水的这条蜀道，就是汉时南夷路的分支。
唐宋时已过开疆辟壤的时代，西南便沉寂下来，秦道汉道渐渐荒废，虽还是商队来往的主脉，却无人维护，更无人续修。
就王冲所知，到了明朝时，局面才有改观。永宁奢氏的奢香管领奢氏和前身即为罗氏鬼国的水西安氏时，接连修了三条路，一条从毕节向西直抵乌蒙。一条从毕节向东抵达龙场，直通贵阳。一路建有九驿，也即龙场九驿。还有一条向北。连同毕节和古蔺、叙永，也即此时的蔺州、古宋。
如果此时能建成这三条路，将西南与蜀地乃至中原连为一体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这正是王冲哀叹没有奢香的原因。
这也只是王冲闲时所想，能不能修路，由形势而定，就算此时有奢香，也不可能修成这三条路。不过，在王冲的心中。对修路还是抱有期望。
“拿下旁甘，赤水河以北这条路就通了，而另一条路，还得看宗老爷子的嗓门够不够响亮。”
在王冲暗自思量时，汴梁皇城垂拱殿内，宰执重臣们正在赵佶面前吵得面红耳赤，一份奏章在赵佶的案前摊开，奏章厚厚一叠，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楷。看得赵佶直揉眼睛。
《再论西南事疏》，这是边事司判官，知蔺州事宗泽与边事司勾当公事，知兴文寨王冲联名所上。
奏章用简洁篇幅总结了边事司一年来在泸州所取得的成绩。力证国家用事西南的正确。而后洋洋万言，提出了更宏大的目标，总结为西南七条。
第一条是重厘西南羁縻制。将过往只沿袭唐时羁縻旧制的纷乱格局进行全面清理，以宣抚使司提领新的羁縻体系。宣抚使本为临时所置的军政要职。只有执政大臣才可得此职，掌一路乃至数路的兵事钱粮。用以应付大事。例如童贯，现在就是宣抚河东河北陕西等六路军政。
宗泽王冲建议，以宣抚司为统掌西南诸夷的常驻使司，该司集转运司、安抚司、提点刑狱、提举学事于一身。以便推行化夷入汉之策。
除开马湖蛮、石门蕃部、罗氏鬼国、罗殿国等“远夷”，其他向朝廷纳土请封的藩夷，全都进行新封。去掉夷酋所领的“都督”、“将军”、“刺史”等唐时名号，改以宣抚使司中的同宣抚使，宣抚副使等可世袭名号。而原本各藩夷所领军州，也改以内地州县制，藩夷头领所领的差职，也改为知州县事，只是按羁縻所定，均可世袭。
第二条则是在以宣抚使司重厘羁縻制的基础上，设立“黔州宣抚司路”，将蔺州、溱州、珍州、滋州、纯州、承州、播州、遵义军、蛮州、矩州、南宁州以及黔州所领诸羁縻州都划入该路。取该路州军中势强者藩主为同宣抚使、宣抚副使，分其地为州县。朝廷在蔺州设宣抚使司治所，统掌该路军政。
第三条则是在第二条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建议设立黔州宣抚司后，就取消泸南缘边安抚司，以此节省钱粮。泸州南面诸夷之事，由黔州宣抚司路统一管理。
宗泽王冲认为，以贵州宣抚司执行“以汉抚番”、“以番制番”，不仅效果好，成本也低，根据粗略计算，取消泸南缘边安抚司后，梓州路和泸州军每年至少节省六十万贯开支。
第四条阐述黔州宣抚司路的人事、钱粮之权，以及朝廷如何管控，两人建议，可试着将边事司改为黔州宣抚司，由此解决边事司不合朝廷体制的问题。不仅朝廷控制黔州宣抚的人事权，还能以兵马监押等军职人事权，深入掌握西南诸夷。
第五条则是说明设立黔州宣抚司的害处，那就是用人不当，搜刮过甚，容易激起边事。还要设立提点刑狱，提举学事，分宣抚事权，同时推行王法，广兴教化。
两人建议，在黔州路设立学校，吸纳藩夷上层入汉。进而再在国子监设立番学，取诸夷酋长子弟入学，容其参与科举，以西南差注法授官，任差于西南甚至广南各地。
“化土番之豪杰，为我汉家之忠臣，合艺祖以科举纳天下英雄入毂之意。”
赵佶看到这句话，心头也是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