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气候！”家里人听了这个吉言，就开始缩食节衣，下决心把孩子培养成材。
才五岁多一点，他爹就带他到小学入学，老师看着一个瘦巴巴的、流着两筒青龙鼻涕的小家伙，嫌他太小，说什么也不收他。他爹好说歹说，央告老师收下他。老师无奈地说，既然这样，先不交学杂费，让他入班试试再说吧。谁知没过几天，老师就亲自上门，要走了一块五毛钱的学杂费，说这是一个聪慧的孩子，教了这么多年书，才发现这样一个又小又瘦，又对知识领悟力很强，一点就破的好学生。从此，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到了六年级，三十八个毕业生，只他一个人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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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个人的能力再大，也必定受大气候的限制。他在那所鲜花满园的学校里，只学了一年多的初中课程，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于1966年的“五·一六”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正式载入史册；随后，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更加猛烈的风暴。而后数年，虽然也有“复课闹革命”的时候，然而更多地是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向封资修开战，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晃几年过去，项明春混得了高中文凭。
高中毕业后，教育革命已经把高考废除了。他怀着对学校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到家里，无所事事，整天下地干活儿挣工分。他在这个年龄阶段，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在山沟子里却找不到书读。他有一个邻居叔叔，喜欢在春节期间买些小册子之类的小本子，他就经常钻进这个叔叔的家里，把人家数年积累的《农家历》读了又读，把里边在纸缝中、边角处刊登的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如“二十四节气”、“生活小窍门”等，背诵得滚瓜烂熟。特别是到了夜里，他睡在生产队里的麦场上，仰望星空，对深邃神秘的宇宙充满好奇，对知识充满无限的渴求。
那时，大学并没有停止招生，但不需要考试，用的是推荐的方式。被推荐上学的人也不叫大学生，而时髦地叫做“工农兵学员”。项明春出身在世代农民之家，没有过硬的关系，上学指标又极其有限，一个公社每年不过推荐七、八个大中专学生，生产大队如果能够争得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不够大队干部的子女消费，他就以为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
一个农家的孩子要想进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参军、上大学根本到不了他，凑巧大队初中缺一名教师，几架山、几道沟找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识字人，他才成为了大队学校里的一名民办教师。
有道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当民办教师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教学相长，给项明春了一个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环境。同时，因为他有一定的文采，经常被公社抽去，参与了公社里不少典型材料、展览馆词、大批判文章的撰写，笔头子练得有些功底，不久，他就在家乡的人民公社小有名气。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由于知识界、教育界多年沉寂，人们对高考充满振奋，万众瞩目。他因一篇《毛主席纪念堂在我心中》的作文获得了中原省考区最高分。消息传来，在丰阳县成了口头新闻，街谈巷议，扬名远近。
他去县城参加体检时，和带队的教革办领导一道到理发店理发。一群风姿绰约的年轻女理发师们，一边欢快地忙碌，一边兴奋地议论着，为本县出了个“高考状元”而自豪。他听了觉得好笑，又不敢相信说的是自己。带队的老师指指他说，你们说的状元就在这里。这些女孩子立刻惊乍乍地欢呼起来，争相过来一睹“状元”风采，把他看得满脸通红。给他理发的那个漂亮女孩也兴奋地满面通红，活儿做得更加细致认真，理一个人头发用了差不多两个人的时间。
谁知名气与运气是两码事儿，名气传出去了，并不见得运气好。因为当时的政审十分严格，凡是写过大批判文章的年轻人，都被打入另册。已经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的他，也被有关部门扣了下来，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年，他又以高考的好成绩进了录取分数线。这一年的政审已经不太严格了，但他到了这时，曾经有过的那种“读书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信条，已经变得心灰意冷。下决心今后再也不写什么“狗屁文章”，对文科毫无兴趣。他根据自己理科成绩突出的特点，填报了卞州大学物理学专业，竟被录取了。
毕业后，组织上本来要把他分配到省直一个研究单位工作，他跑去看看，打听一下，那是个很破败的单位，连个正经的研究项目都没有，为数不多的科研人员在那里半死不活地闲熬着，搞不了事业搞内讧，让上级和本院领导，甚至周边群众都感到头痛，名声很臭。他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本来就持怀疑态度，说什么也不愿在那里修行。但那时属于硬性分配，组织上有个规矩，允许你事先提出个人志愿，但组织上一旦定了，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为自己重新找单位颇费周折。也许自己曾经当过民办教师，对教育、教书有深厚的感情，也许是急于回乡和自己日夜想念的老婆孙秀娟结婚，也许是自己那个钟爱教育的恩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