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离开前的最后一个冬天。
那天我从成都给她买了一双老北京布鞋带回家，她正睡在外公房间的床上，侧着身子，面朝着里面。我叫了她几声，她才“唉”了一声，声音很低，显得很虚弱。她慢慢转过身来，定睛看了我几眼，才把我认清楚，这个过程就像相机一开始在失焦状态，需要通过旋转对焦环才能使画面清晰。她如以往一样问了句：“瓜孙儿，你回来了啊”，并让我扶她起来。她的身体很僵硬，我小心翼翼的扶起她坐在床沿上，替她穿上鞋，正好合脚。她的情绪并没有因为有了一双新鞋而发生变化，彷佛一切物质的东西对于她而言都无关紧要了。
从我有记忆起，外公与外婆就分房睡了，一辈子的冤家，一生从未间断过争吵，但是从来没有隔夜仇。前半辈子，外公年轻，身体壮，脾气暴，外婆没少挨打。后半辈子，五个女儿都长大了，外公受到了一致批判，局势就完全变了，通常是外婆放开了嗓子从房间里追着外公骂到大门外，外公只吸着纸烟一言不发，头也不抬，到了饭点又独自开始给一家人烧火做饭。逢年过节，女儿们也只拿钱给母亲，但并非不管父亲，只因外公是抗美援朝退下来的兵，每个月能从民政局领到一些烟茶钱，基本就够自个儿开销了。女儿们偶尔也给父亲买一件衬衫或一双皮鞋。
外公还没有骑上老年摩托时，每逢赶场就骑着自行车搭上外婆上街，到了镇上，外公就到茶铺子里喝茶打牌，外婆就到街上转悠，等到中午散场，外公又载着外婆回家。我们家处在东岳镇和固驿镇的中间，离两个场镇的距离相仿，都不过三四里地，逢二五八东岳镇赶场，逢三六九固驿镇赶场。每逢赶场外公和外婆几乎从不间断，到场上也不一定非有特定的东西需要买卖，就是凑个热闹。在农村，吃的菜自己种，吃的油自己榨，老年人的一套衣服一穿就是几年甚至十来年，所以他们到场上，并无多少需要买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外婆每次赶场必买，那就是给我的零食，她称之为“桃木李果”。油桃新上市的时候，我便有油桃吃，场上刚有西瓜卖，我就能吃上西瓜。甘蔗、血橙、麻花、发糕、桃片儿、薄荷糖......外婆总是换着花样的买给我，不曾有一次遗忘。
外公买了一辆老年摩托车以后，老两口赶场赶得更远了，东岳镇和固驿镇不赶场的时候，就往更远的，逢一四七赶场的高埂去。外婆说高埂的草药齐全，鱼新鲜。
最后一个冬天之前，还没有入冬。那天，过了晌午外公才搭着外婆从高埂回来，我们都已经吃过午饭，外婆从摩托车上下来时腿脚已经显得很不方便，需要人搀扶。她已经吃不下肉了，每顿只吃些菜叶稀饭。外婆端了一碗稀饭坐下，我坐在她对面，她边吃就边给我摆龙门阵，说我没在家的时候，哪天哪天差点就去了，后来被送到医院，输了几天液，又活转过来，现在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恼火得很。她说了一阵放下碗，身体躺在椅子的靠背上，手握着筷子无力地垂着，左右摇晃了几下脑袋。我感觉到她的身体真的不行了，悄悄地用手机给他录了一段视频，可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她竟没能熬到第二年冬天，那段视频现在成了她一生唯一的动态影像。
在外婆生命的最后半年，赶场多为打针吃药，我大学毕业后长期呆在成都，也少有回家，所以并未陪她赶过场，除了一次和外公一起送她去场上的医院。小时候，外婆常带着我一起赶场，我还走不稳的时候，她就用单被把我捆在背上背着去，后来自己能走了，她就领着我顺着门前那条新沟一路走着去固驿。
80年代末90年代初，路上跑的汽车还很少，当大官儿或大老板才能开桑塔纳，几乎没有私家车，谁家要能买上一俩嘉陵牌70摩托车，全村人都得去他家放鞭炮去朝贺，主人家就得弄上几桌好菜来招待宾客。那个时候结婚，娘家人把姑娘送到婆家去都用自行车，送亲的队伍由自行车和三轮车组成，自行车搭人，三轮车装嫁妆。嫁妆一般有温水壶、手摇式缝纫机、梳妆台、双开门衣柜、瓷盆、几连碗十来个盘子，凤凰牌或永久牌自行车，普通百姓人家差不多就这些。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走路去赶场，一到逢场天，新沟两边的沟坎上走满了赶场的人，大家一路闲聊一路说说笑笑，不会儿功夫就把脚下的三四里路程走完了。
和其他老大娘一样，外婆赶场会提一个带盖的竹篼，后来是塑料的扁篼，竹篼和塑料扁篼好像是老年人的专属，年轻人一般都挎布篼或六角口的圆塑料篼，或者就把买来的东西直接放在自行车前面悬挂着的金属筐里。那些年，女孩儿们也还没有随身挎个包的习惯，因为没有钱夹、没有手机、没有各种银行卡会员卡美容卡、没有粉盒、没有各种带香的水、没有各种乳各种奶。她们每天的护肤手段也很简单，百雀羚、宝宝霜还有大宝，用手指蘸一点儿，往脸上一抹，手指均匀地在脸上化开，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出门了。这说的还是我母亲她们一辈，外婆那一辈花露水都少有用。但是女孩们真的很漂亮，尤其是那一口雪白的牙，一直到中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