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条给您留下，您想办法给我先垫上；我少要两块，算是给您领导的辛苦费。”吴大嘴说得可怜兮兮的，惟恐张领导不通融。
“两——块，太少！你又不在现场，万一吴主任不认这个账，我还不全赔上，风险太大。”张联防更加为难地回答
“那您说多少？”吴大嘴觉得有门，急忙点头哈腰地问道。
“最少两巴掌！少一个子也不行！”张联防那长满蝇子屎的脸上，全是公事公办的表情，看样子再也没有一点商量余地。
又经过两人几轮时而紧张激烈时而心平气和的讨价还价，张联防终于从腰里解下一串钥匙，打开了他身前的抽屉，从里边的一只牛皮信封里拿出了几张十元纸币，准备递给吴大嘴：“你有五块吗？”
“可能有！”吴大嘴说着，掏出钱包，抽出了一张五元的纸币，忍疼割爱地递到张联防的手里，并从他的手里接过了那几张十元大钞。
“你阔了，鸟枪换炮，混上皮钱包啦。牛皮的，猪皮的？”张联防被吴大嘴炉火纯青的杀价艺术所击倒，沾的便宜远没有所期望的那么高，心有不甘，遂不无揶揄地说道。
“嘻嘻，让您领导见笑了，不值钱，人造革的。——领导再见，再来泰城，一定来看您。”吴大嘴说完，背起自己的仿军用挎包就走了出去。
“好，再见。”张联防坐着没动，待搭不理地嘟哝道。
吴大嘴走出不远，拐进了那条十分僻静的胡同。见四周无人，他东张西望地跑到一堆冬青树的后面，掏出“家伙”开始方便。方便完了，他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等他把“家伙”收好，系好裤门，却突然皱起了眉头。哎——不对呀！上次的确是那位吴老太婆把他的钱亲自放进了她的抽屉里，没错，他记得很清楚。可她身为领导，离开领导岗位外出，肯定会有所交代，把钱交给在家值班的张联防也是顺理成章的。那张联防拉开抽屉就直接拿出了那么多钱，他哪里来的？莫非白让他讹去了五块？五块钱啥概念，够他吴大嘴在泰城舒舒服服过好几天的，够他这次来回的路费啊。不仅白让他讹了去，还得感谢人家，还得给他作揖，说好话，这是他娘的啥道理？他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头，越想越觉得窝囊。他急忙把那几张十元纸币拿出来翻来覆去看了看，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其中皱皱巴巴的一张，上面用圆珠笔龙飞凤舞地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写字的人，好像要通过人民币的流通，来广泛地传播他那自认为美不胜收的书法艺术），就是他原来的一张，还是他母亲亲手塞给他的呢；他当时还认为这几个字写得太有水平了，曾仔细欣赏过好几遍，错不了，百分之一万。
吴大嘴把另外几张人民币重新放好，手里攥着可作证据的那一张，怒气冲冲跑回了“光治办”。他毫无顾忌地把门一下子撞开，举着手里钱，对着张联防愤然质问道：“我说伙计，你做人咋能这样呢？俺一个农民，容易吗？有能耐去算计那些当官的去；欺负俺这样的小老百姓，算你啥子本事儿？”
“干嘛呢，干嘛呢，大呼小叫地吆喝个啥？嫌我的手铐闲得慌还是咋的？我今天的任务可是一个还没完成呢。”张联防像弹簧一样从椅子上蹦了下来，对吴大嘴呲牙咧嘴地吼叫道。
“这张是哪来的？这就是我原来的那一张！吴主任的家我打听好啦，我这就上她家里蹲着去，等她回来给评评这个理。——五块钱反正也够我住几天的。”吴大嘴毫不示弱，无师自通地用起了“兵不厌诈”之计，看样子不把他的巨款讨要回来，决不善罢甘休。
“好了好了，谁稀罕你的臭钱！”张联防顿时像煮透的粉皮，彻底软了，没了脾气，很不情愿地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来，一扬手扔在了地上。
吴大嘴弯腰把钱拣起来，也不再打招呼，趾高气昂地走了出去。
“泥腿子，臭不可闻。下次逮住你，非关你七天八夜。”张联防在吴大嘴背后咬牙切齿发着恨，还抓起桌子上那半盒子不值钱的香烟，从门口里一下子给扔了出去。“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还企图拉我下水，哼，没门。”
吴大嘴当然不会跟张联防这样没素质缺教养的人物一般见识，顺手拣起落在地上的香烟，塞进他的挎包里，大摇大摆，扬长而去。
吴大嘴坐上最晚的一趟班车，于当天晚上从金沟摸黑赶到了吴家。
吴长善压根不相信吴有爱她会自己跑了，认定是孬种韩家栋搞的鬼，但他一时并没有猜透搞鬼的家伙到底安的啥坏心，葫芦里卖的啥野药。他骂完天，骂完地，接着又大骂韩家祖宗八辈，甚至连韩家栋的七大姑八大姨也没放过，在他的脑海里和人家挨个地过度亲热了一遍。如果不是把罚款悉数要了回来，其中还沾了不少光，他一准当晚就要去找韩家栋算账。
吃完饭，吴大嘴连夜回到媳妇身边。
回到家的第三天早上，吴大嘴和妻子一人扛着一把锄头去地里干活儿。两人说着拉着，刚出村子就碰上了一位女邻居。女邻居好奇地问吴大嘴，他爹把人家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