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大了,我是大小伙子。”毛头信服叔叔的话,攥着小拳头说:“大小伙子说话算数,不该说的对谁也不说。”
刘志知道毛头的脾气,他同意不说,就不会泄露出去。但刘志还是不放心,对毛头说:“你说也不要紧,反正队里有两把铡刀,铡小孩非常容易。”
毛头腻烦刘志提铡刀,大声喊:“我不说,就是不说!”
一条鱼在河里泛起花,波纹涟漪,刘志飞起一脚,把吴小兰的镰刀踢进去,扩大的波纹随流而下。
吴小兰就这样消失了!
刘辉没有得手,咽不下这口气,想在村里败坏吴小兰的名声,又觉得在吴小兰失踪时说吴小兰的坏话,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他解劝自己:“没碰着就没碰着吧,活人和死人治气,有损革命者的形象。”
没有人知道吴小兰的失踪和刘辉有关,刘辉的形象也不高大。
刘屯很平静,就像吴小兰根本没存在过,她的消失还不及流过一片浮云。
马向勇再不去吴家串门儿,因为他见不到吴小兰,只见王淑芬白发苍苍。
看到王淑芬呆滞无助的目光,刘强的心像烈火烤烧,烦躁,无名地焦急。他想问问王淑芬家发生了什么事,问问为啥不见吴小兰,但碍于王淑芬和马文、马向东的亲戚关系,又碍于不可逾越的阶级界限,他显得无能为力。
家里人觉察到,刘强除了干活以外,平常的话语很少,不论是杨秀华还是李淑芝问他啥,他都用单字回答。刘强还无故发火,杨秀华和毛头成了他的出气筒。
村里不爱说话的成年人也不止刘强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极为谨慎,小队订了两报一刊,全部是同一篇文章,几天一换,也不过措辞稍变。各家都安上广播喇叭,播放的是样板戏、语录歌和两报一刊的共同社论,也有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还有集体创作为最新指示所附的“评论”文章。后来又听说,最新指示以内部文件为主,而内部文件又是机密,一般老百姓接触不到。上面的指示精神变得神秘,便出现对造谣者和传播谣言者的斗争。为了避免嘴上犯政治错误,刘屯人逐步总结出应付领导和应付领导耳目的好办法:只能听,不能问,更不能乱说。
大字报的风潮过去,代替大字报的是革命组织张贴的布告。人名上打着大红×的布告,城里的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也贴在刘屯的马棚和树干上,布告前总有人驻足观看,人们觉得,布告上的人和事更贴近他们的生活。
布告上被打×的人,多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大多数中的大多数都反在嘴上。过去讲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现在别说卖不上驴价,还要赔上买枪子儿的铜板。刘屯人都会算这笔账,也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不吃饭会饿死,没听谁不说话会憋死!
打听吴小兰的事不属政治范畴,谁知道被打听者是什么人?他会不会冒出有悖时局的语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精力多想想下顿饭的粮食足不足,关心老婆也不如关心自己,关心他人更没用,喜欢猎奇者也只好作罢。
一场大雨给刘屯带来清凉,社员到甸子上割秋草,庄稼正在灌浆,地边冒着烧青玉米的浓烟。大队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找马荣,让他立即收工,领全体社员到黄岭学校听中央文件,除地富反坏右外,一个社员也不能落,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看家护院,照顾牲畜。
前两天,大队书记孔家顺和五七战士刘文利到公社听中央文件,回来没传达,人们也从小道消息中知道了大概,中央的一位大干部出了事,只是谁也不敢公开说。
新曙光中学的领导不敢把中央文件在本校传达,而是组织学生轮换到低一级的黄岭学校听,并事先告知学生,这是直截听中央文件,只能听,不能往外讲,谁泄露国家机密,谁负政治责任。
阴云压顶,人人自危,不说大人,连中学生都处在无形的恐惧中。
在黄岭传达中央文件的干部不是黄岭人,他表情极其严肃,其状态像给一个重要人物致悼词。语言低沉,吐字准,而且慢:“**中央第×号文件,绝密……
**,不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而是隐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
五七一工程,是想置伟大领袖**于死地,抢班夺权……
**英明伟大,及时察觉**反党集团的阴谋……
林立果和叶群同机葬身在温都尔汗……
……”
中央文件字数不多,分多份,每念一份,传达者都要强调“绝密”。又要警告接受传达者:“谁要泄密,按现行反革命罪从重处理。”
也不知从哪走露风声,“绝密”的中央文件在当天就家喻户晓,连被管制的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也知道红透顶的林副统帅坐飞机逃往黑暗的国家,没走好,成了投敌卖国鬼。
人们不敢议论副主席外逃的政治原因,却私下探求三叉戟飞机是被打下还是坠毁。探求的结果是被导弹导下,理由是我国的军事力量已经位于世界最前列,把一架飞机从外国的空中导下来,显然是举手之劳。但这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