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农民就是这个样，穿的脏，心里干净！”
“行行行。”孙胜才说：“我先向你声明，我从来没说过刘宏达勾结日本人，也没说他当过保长。”
“两个外调人员整了厚厚的材料，白纸黑字，还有红手印，你还不承认，那手印是谁的？”
孙胜才这才明白，候胜和那个姓鲁的大块头是故意陷害刘宏达。那天审问时，孙胜才是摁了手印，可他并没说刘宏达的坏话。孙胜才变得很气愤：“我他妈去找他们，没有的事不许他们瞎掰。”何守道拉住孙胜才，对他说：“现在形势这样紧，你还敢和他们作对，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孙胜才嘴上说找候胜去对证，心里犯嘀咕，让何守道一劝，急忙打退堂鼓：“我不愿搭理那两个不是人的东西，看我找到大领导，一定把这事说清。”
孙广斌狠狠地瞪着儿子，催促他：“你跟我去，告诉我谁管这件事，我去找他。”
孙胜才感觉到不让父亲去见领导，这事完不了，父亲为这事来的。可是，吕希元不好惹，万一父亲惹翻他，恐怕有凶险。就在孙胜才犹豫之际，孙广斌抓住他的膀子，急着说：“快点儿，现在就去！”
孙胜才领父亲去了吕希元的办公室。
半路上他告诉父亲：“如果遇到我的工友，你不要说是我爹，就说是我的老乡，和我们的领导也这样说。”
孙广斌没说话，怒恨和饥饿搅和在一起，让他非常难受。
在吕希元的办公室里，候胜和鲁卫军向他汇报外调的事，孙广斌的到来，让三人都感到意外。侯、鲁二人站起身，向孙广斌包抄过去，把他挤压在吕希元旁边的椅子上。孙胜才被撵出，在外面等父亲。
孙广斌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毫无掩饰地向吕希元讲诉了侯、鲁两人的外调过程，并强调刘宏达的历史非常清白，既没勾结日本人，也没当过保长。为了救他，刘宏达是冒着生命危险。多亏那个日本人的老爹当过刘宏达的老师，刘宏达才没被抓起来，捡回两条人命。孙广斌流着激动的老泪说：“不是捡回两条命，是三条命，如果我和刘宏达死在日本人手里，我那三个月的儿子也必死无疑，要是孙胜才污陷刘宏达勾结日本人，他还是个人吗？”
吕希元冷静地听着孙广斌的陈述，长脸上自始至终看不出有啥变化。孙广斌说完，他露出和气的笑容，对侯、鲁二人说：“孙广斌提供的证言很重要，我们要倍加重视。这样吧，老孙大老远地来一趟也不容易，路上也很劳累，你俩先把他送到教育科休息一下，明天再细谈。”
候胜和鲁卫军一人抓住孙广斌的一只胳膊，把他推出吕希元的办公室。等在门口的孙胜才问候胜：“你俩想干啥？”鲁卫军推开孙胜才，大声说：“不干啥，把他送到教育科！”
孙胜才瘫坐在地。
矿教育科的前身，是日本关东军设在清河煤矿的训导所，是一栋东西走向的砖瓦式平房，平房的中间是走廊，走廊的两边各有十几个小房间。平房南面是山，不算陡，不影响室内采光。日伪时期，平房的窗户用红砖封死，而且全部是铁门。受训导的有被俘军人，也有青壮年劳工、国兵漏、嘴馋吃大米的普通华人，还有说话中流露出不满，被人告发的政治犯。他们经过酷刑训导后，很多鲜血淋漓的活人被扔进山下的狼狗圈。解放后，狼狗圈被拆除，平房窗户上的红砖被拿掉，阳光照进走廊南面的房间。训导所改成了教育科，成了一所中学和两所小学的管理中心，也是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四清开始后，教育科暂时搬走，这栋平房让给四清指挥部使用，把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放在这里清醒。为了安全起见，拆除红砖的窗户安装了双层铁栅栏，钢筋粗，而且密。平房的大门在东面，门口相对的两个房间是审讯室，配备了尼龙绳，钢丝鞭等一些土制的审讯用具，墙边还有很窄的长条板凳。
孙广斌被推进挂着八号牌子的房间，双号房间都在北面，他觉得很阴冷。
候胜二人把孙广斌一个人放在八号房间清醒，又回到吕希元的办公室。他俩刚从刘屯外调回来，还没回家，急着等待吕希元的安排。
孙胜才在父亲被带走后，他才想起父亲还没吃饭，急忙到食堂买了两块儿发糕。在送往教育科的路上，他犹豫了，特别是走到教育科的大门口时，他不敢向前迈步。孙胜才知道在这里关押的没有好人，自己往这里送饭，一定和坏人有牵连。他更怕遇到熟人，知道这里羁押着他爹，他会无脸见人。孙胜才在心里嘟囔：“如果老大是个堂堂正正的人物也有情可原，又偏偏是个农村老倒子！”想到“老倒子”带来的麻烦，他对父亲产生怨恨：“你这老犊子在家呆着也就算了，到这里显摆啥？你不怕丢人，我还怕丢人呢！刘宏达关你什么事？他挨他的斗，不影响你吃喝。还说我的良心叫狗吃了，良心都长在肚子里，什么狗能吃到？你可好，自己往笼子里钻。也就是现在，旧社会到这里来，都得喂狼狗。让你讲良心，屁心都变成狗粪！”孙胜才越想越生气，转身往会走，小声说：“老王八犊子自作自受，活该遭罪！我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