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包间吗？”
“还有一间。”
“我们四个人，包两个小时，多少钱？”
“看片子吗？”
“我们自带的片子，你们上些瓜果酒水就行。”
“那八十块钱就够了，一个果盘，一打啤酒，瓜子和‘鸳鸯茶’免费。”
“你这里安全吗？”
“没事的，你要锁门都行。”
“好，快安排吧。”
伍大顺对着吧台招呼一声，几个服务员开始张罗啤酒和果盘，几分钟后，伍大顺带着服务员来到106号包间门口，轻轻地敲了敲房门，小心翼翼地推开，把啤酒和果盘放在茶几上。 房间里仅亮着一盏落地灯，一左一右摆放着两个长沙发，中间被一扇一米高的小屏风隔开，左边沙发上的男人拿出几片影碟，指使坐在身边的女人去放。右边沙发上的一男一女已经迫不及待地抱在一起，男人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换来女人的一阵浪笑。伍大顺带着服务员陪着笑脸退出房间，包间的房门上方仅横着一条毛玻璃，把房间里落地灯的光亮分解得七零八碎。
这是1997年5月的一天伍大顺接待顾客的情景。当年，苗丰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还跑了一趟韩国，“鸳鸯茶”又交给了自己的两位兄弟。伍大顺认为，在邓爷爷去世后，思想解放在这一年应该有所突破，“胆子要大一些”。何乾江渐渐默许了伍大顺的做法，喝茶看碟的包间里灯光被调得很暗，沙发也加宽加长，房门上原先的玻璃窗也被全部封闭，有男女配对进入的，服务员不得打扰，每个包间都在隐蔽处安装了报警器，包间里允许顾客自带VCD碟片播放……“鸳鸯茶”门前开始出现一些浓妆艳抹的女子，她们会主动询问路人“看不看影碟”或者“喝不喝茶”。
苗营被苗丰送进了盐川最好的寄宿学校，因为学校在县城的郊区，巴巴老爹为了照顾曾孙，在苗营学校附近租了一处住房，祖孙俩不常在“鸳鸯茶”，并没看到很多“鸳鸯茶”里的龌龊事。
苗丰很忙，他只是偶尔用手机“遥控”几次“鸳鸯茶”，并没留意到“鸳鸯茶”在渐变。那年，苗丰共卖出了五幅画，自己的三幅，韩明伦老师的两幅。苗丰作品的主题仍然是悬棺，卖价一直很高。韩明伦紧跟形势创作的《香港回归》被一位港商高价买走，韩老师在秋收季节接到了从上海来的汇款，老画家在退休后终于得到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创作回报，那幅画卖出了十万元人人民币。
苗丰是人事关系仍然留在盐川艺术馆，但他已经好久没去取基本工资了。艺术馆的领导班子也已变化，从县文化局调任了一位女书记。女书记早就知道苗丰大名，一直想把这位年轻的画家拉回艺术馆，几次到“鸳鸯茶”找苗丰，都没能见到苗丰的面，直到苗丰回到盐川，何乾江描述了女书记“三顾茅庐”的诚意，苗丰才去了久违的艺术馆，见到了新任的书记。
女书记叫乔春兰，三十多岁的样子，她和苗丰一见如故，盛邀苗丰回艺术馆独挡一面。
“你画了近十年悬棺，开的‘鸳鸯茶’也算是和僰人和悬棺有瓜葛，不如你来牵头办个这种题材的艺术长廊，也算为我们本地文化做些事情。”乔书记说。
“倒是可行，只是怕我没太多时间。”苗丰说。
“你还是艺术馆的人嘛，这几年馆里对大家关心不够，现在想让大家收收心，增加点向心力。你看我们馆这么一个大院，却没有几个上班的，白白荒废了，多可惜。”书记说。
“真是谢谢领导的好意，容我考虑考虑。”苗丰说。
“你想想。我们正组建新班子，如果你有这方面想法的话，也可以提出进班子的。”书记说。
“这我倒从来没想过。我不是当官的料，也不想管事，我自己那摊子生意现在都放手让别人管了，真的是没精力。”苗丰说。
这是女书记第一次见到苗丰，她客气地和这位盐川名人谈了好多艺术馆的前途和设想，客气地邀请苗丰回艺术馆坐阵，还和苗丰谈了许多诸如“香港主权回归”、“戴安娜王妃遇难”以及英国皇室里的爱情等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并温柔地问了问苗丰的家庭和生活。苗丰发现，新上任的女书记很有朝气，很像要把艺术馆调理成起死回生的样子，而且，很具人情味。
苗丰觉得自己该为家乡做些什么，便答应了女书记的请求。夏天过后，苗丰又一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开始着手在艺术馆的东山墙上策划一条二十米长的画廊。书记给苗丰配了几个帮工，让大家相互认识一下，苗丰看着其中一位面带微笑的女子，顿时愣在那里。
几个帮工中，站在最面前的，竟是赵元红。
多年后，苗丰曾经结合自己的经历去体会那段日子。1997年9月以后的几个月里，在他对创作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