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别的不说，究竟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在乡（镇）属机构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还真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吴晓晓分配在岚天乡文化站，她是正式的招聘人员，另外还有电影队。按照机构设制，文化站设站长一名，电影队工作人员二名（一人放电影，一人负责发电，当时很多乡村不通电），群众文化工作人员二名。吴晓晓是站长，做什么？其实她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好在上岗前，县文化局对所有的招聘人员进行了一次培训，让吴晓晓明白了文化站是什么机构，要做什么工作，服从谁的领导。
吴晓晓上任后，第一件事是组织一场“五一”文艺晚会。
在乡镇，筹备一台文艺晚会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当时，农村还没有普及电视，电影队是农村文化生活的主力军，但影片跟不上，放的全是老掉牙的片子，像《渡江侦察记》《奇袭》《铁道卫士》《卖花姑娘》《红湖赤卫队》《南征北战》等等，所以张瑜主演的《庐山恋》一上影，就成了万人空巷全民追星。加之土地下户后，组织资金也比过去困难多了。然后就是节假日宣传文化活动，党的很多政策，政府的很多措施，甚至党中央的声音，都要通过文化活动来传达。因此，文化站看似不重要，其实离不了。就比如标语宣传吧，当时就闹了很多笑话。
岚天有条河，叫白乳溪，源于这条河头有一段水，就像乳水一样。这河出产一种鱼，叫瞎子鱼，眼睛睁不开，但味道特别的鲜美。把瞎子鱼捉来剖开洗净，放在清水中，只要放点盐就行了，那味香汤鲜，回味无穷。乡政府在白乳溪两岸的石头上大书标语：排卵期不得捞捕，违者罚款20。
乡水产站还专门请人在白乳溪上巡视。捉住一个男人，男人说“排卵期不得捞捕，我是男的，又不是女的，我没有排卵期呵”。水产站的人哭笑不得，因为这幅标语确实有问题，没有主语嘛。
乡村像这样的标语还有多少？比如宣传计划生育的“少生一个孩子，多喂一头肥猪！”令人喷饭。
再比如森林防火的，“严禁小孩林区玩火！”难道大人就可以在林区玩火？
吴晓晓找个机会给乡长汇报，她说，全乡的标语不够严肃，有岐义的地方太多，建议全部检查一遍。以后乡上再出标语，都找文化站，要吴晓晓把关，免得再闹笑话。
这台晚会，光靠文化站不行，岚天站有5个人，吴晓晓说她做主持，兼诗朗诵。诗是她自己写的，《我爱你，家乡的土地》；电影队的两个人表演一个相声；一个群文干事男声独唱，《挑担茶叶上北京》，这是老歌，却深受群众欢迎。另一个群文干事是女的，但年纪较大，是乡政府一位副乡长的爱人，照顾进来的。她什么也不会呵，平时负责文化站的图书室，兼内勤。一台晚会，一般要12到15个节目，为此，吴晓晓伤透了脑筋。
关键时刻，分管文化工作的副乡长给她出主意，找学校呵，乡上有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只有找他们，这事就好办。于是在副乡长的陪同下，吴晓晓来到这两所学校，与校长协商，他们同意出节目。小学来一个大合唱，童声的《我们是**接班人》，三个女老师小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一个女声独唱《北京的金山上》等等。初中这边更强，他们有专业的读过师专音乐系的老师，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还有个学校合唱团。这台节目算搞定了。
有了节目，还得有经费才玩得转。这乡镇文化站，一年只有非常少的财政拔款，根本派上用场。
这天吴晓晓正抱着个大鼓，是从一个响器队借的，农村的响器用于红白喜事。
吴晓晓本来个子不高，抱着个大鼓，就显得更矮了。刚好碰上了竹器厂老板俞靖云，上前帮她，于是俩人边走边谈。大家叫俞靖云老俞，因为他是做竹器生意的，当时的万元户，是不得了的人物。他是高76级的，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比吴晓晓大5、6岁。竹器厂就在文化站侧边，租的房子。他的竹器厂，名义上叫厂，实际上特别的寒酸——5、6个工人，编筲箕、背篓、刷把、出箕等等劳动和生活用品，不过还是挺挣钱的。
这回碰上吴晓晓抱个大鼓，就上前接过来，一问才知道要搞五一晚会。
吴晓晓说，“现在啥都办好了，就差买奖品的钱。”
老俞说，“买奖品要多少钱？”
吴晓晓说：“意思意思的，但多少要有点。”
“100块钱够不？”
那时的100块是大数目，一般干部才3、40块钱一个月。
吴晓晓说：“够是够了，但我哪里去找呵？”
老俞道，“这钱，我赞助。”
吴晓晓开始不相信，当老俞回到家，拿了100块钱来，当时最大的票子是10块的，她才相信。她真想给老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