煞是寒冷，大口大口的白气从我嘴里冒出。可是，当我环顾四周，再没有另外一个人的嘴里是冒着寒气的。
一种恐惧感在我心底陡然升了起来，和身遭的明快的音乐舞蹈格格不入。
在这样寒冷的空气里，一个血肉之躯张嘴呼吸或说话时，一定会有白气升起。
这是这些天来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月光社”里都是什么人？是不是和那天晚上我所受到的捉弄有关？
再仔细观察身边社友，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区别。我前方两尺远处站着生理教研室的教授焦智庸，我试探着伸出手，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两下、三下，手拍得越来越重，几乎能把人拍痛，但他浑然不觉，一直没有回头。
我的心狂马般乱跳起来，呼吸似乎也难畅通，大概是平生第一次，真正感到了恐惧。
但我将这突如其来的恐惧感努力抑制住了，无论身周的是人是鬼，这欢乐喜悦的气氛是真实的，也是这么多天来唯一的一次，我希望这份喜悦延续到永远，不忍冲断。于是我悄悄地退出了解剖楼。掩上楼门后，仍能隐隐听见音乐声，音乐也是真实的。
1967年1月23日，阴转小雪
最近突然又有了写日记的念头。我是那种生性疏懒的人，不到百无聊赖，绝不会动笔自说自话，日后看了，白白地多出一个取笑自己的机会。提起笔来，大概证明了自己的落落寡欢：依依转到前卫线医院去实习，我们俩硬是被拆散了，她又不敢抗旨不遵，一赌气，找借口请假回了老家，估计春节前是不会回来了。这据说是“铁托”在后面捣的鬼，将依依拉到了他身边，但决定是系里做的，我没有证据和他分辩，想找他打场架也没借口，更何况他爪牙众多，即便劲松和我并肩齐上，也是光荣牺牲路一条。是啊，劲松也离开了我，他革命热情高涨，跑到西南去串联，差点儿把我也拽上。
于是偌大一个世界，就只剩下了我一人。
医院里倒是人多。近来市里红卫兵各大派系的武斗频频，十八般兵刃齐上，更听说早已有些派系用上了半自动步枪，于是各医院难免成了“战地医院”。偏偏医院里有经验的大夫们大多被**了，或者在交代问题，或者已被流放，也有被斗死的，于是从病房到门诊，被那些革命但业务不见得精钻的二流医生们主宰，因为人手不够，实习生更是成了工蚁。我们这个实习组所有没参加造反的学生已经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了三天，今天终于轮到我有个整天的休息。
这一天我都用来思念依依，很闷，闷得想抽烟，但前不久看到英国的一个流行病研究，抽烟和肺癌有直接的关联，我已经下决心不再碰烟。为了解闷，我拿出好久不听的电唱机来，放上一张巴赫《Ｄ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一响起来，寂寞和苦念顿时消减了许多。
可是宿舍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同室的有两个在造反，另一个胆小怕事，也和他们一样不让我在宿舍里堂而皇之地听资产阶级的乐曲。吵了一回架后，我知道此时此刻一意孤行的艰险，又不愿就这么屈从，放弃欣赏我心爱的音乐，便想换个地方去听唱机。到哪儿去呢？学校的教室是个选择，教学的不正常化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毕竟还是有好学的人，自己去放一通音乐，不是存心让这些硕果仅存的未来社会栋梁心寒吗？
忽然想到一个好去处，解剖教学楼。
冬季没有解剖课的安排，平时也很少有学生去那里，几次经过那小洋楼，里面都是空荡荡冷清清的，和我现在的心情差不多。
入夜后，我抱着唱机出了宿舍。傍晚时就飘起了小雪，到这时已是满天满地的鹅毛。刚过了大寒，天格外的冷。这样的冬夜，应该和依依相拥在一起，在门口的小饭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水饺。可是现在，路灯投在雪地上的影子只有一条。
解剖楼门口黑黢黢的，我险些又被那高达一尺的门槛绊了一跤。是谁的无聊主意，在一个教学楼前修这么高的门槛？据说几年前解剖楼里有个盛福尔马林药液的大缸破了，福尔马林流出楼，污染了大片校址，这门槛就是为了防止类似的液体再流出来。谁知道呢。
我推开楼门时，心里竟有些发虚，大概还是因为听多了别人说这里常闹鬼的事儿。再想想，又有什么太可怕的？我寂寞得紧，即便是遇见了鬼，做个伴也没什么不好。那些鬼至少不是造反派，不会去批斗老教授。
我在朝西的那间实验室里设好了唱机，放上了一张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唱片，为了保持情调，灯也不开，坐下来，脚翘在用来放人体标本的实验台上，闭上眼，随着音乐，渐入佳境。
这时候，我觉得很知足，别人在造反，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莫名其妙地流血，而我优哉游哉地听着交响乐，实在不该再抱怨什么。当然，如果有依依在身边，生活就更完美了。
想到依依，耳边忽然传来一声轻叹，像极了依依的声音。
我猛然起身，四下巡视，黑暗之中自然什么也看不见。我想，也许是我想依依想得情切，产生了错觉，便不再多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