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幻大商场，俺们每年要交三千六百块的管理费，如果你没交钱，就不让你进；在健康路，一个月一百块，还得给黑钱。健康路管三轮车的队长，不交黑钱就办不来牌照，明的一年要交两千两百五十块，暗地里还要交一些，逢年过节还要去看他，烟啊酒啊一年下来也得四五百块钱。去年办牌照，我以为不要钱，就去了，人家说：“恁容易，那你不给王哥弄条烟？”日他妈，明着讹钱。还是底层，他们欺负你。他一年至少挣几十万块钱。俺们办回牌子至少得给他两百块。往上报二百把车子，实际上至少四百把车，这暗藏的二百把车的钱他和所长分了。不是我好说，日他姐，要是健康路在咱们吴镇，那钱不都挣疯了。
二哥说到“挣疯了”，大家都充满向往，连声附和：“那可是，那可是。”仿佛大哥二哥真的回到了吴镇，也做了那里瞒外骗的车队队长，真的“挣疯了”。场面很是滑稽。
晚上八点左右，二哥邻居的那对夫妻也回来了，加入了谈话。
二哥问他们今天咋样，男的说不咋样，他拉了八十几块钱，老婆拉有四五十块钱。二哥对我说，这已经不少了，这是淡季，他们俩是有眼色人，才能拉这么多。邻居夫妻看起来很年轻，一问，和我同岁，是吴镇南头一个村庄的人。他们来西安十年，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九岁，都在吴镇读书，爷奶在家看着。隔一两年，暑假期间孩子会来西安住一住。今年孩子们没来。女孩子大了，不愿意坐三轮车跟着父母到处跑，要不然，就得待在家里看一天电视，没人玩、没人管，连饭都吃不上。
没有想到，大哥比二哥还善喝。喝醉了的大哥满脸通红，一会儿低头叹气，一会儿抹着眼睛，流下了眼泪，长叫一声：“我的日子不好过啊。”二哥非常不屑：“哭啥哭，就你贱眼泪多，人家都不难，就你难。”哥俩一直是呛茬儿说话，这是兄弟间惯常的说话方式。
我1958年生，1976年1月份，十八周岁，去当兵，在郑州当警卫兵，属于郑州警备区独立一团，四年兵，农村娃也没啥机会，也没钱送礼，当几年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长哩年轻，个子高，精精神神，是个“圣人蛋”[圣人蛋：爱卖弄某方面的能力、不合时宜的人。
]，转业回家，每天早晨还跑步，从王家出去，绕着北岗地，跑十来里，坚持了两三年。为生活，啥小生意都做过，收过废品，收过塑料，卖过鞋底子、凉粉，宰过羊。一只羊赚十块八块钱都高兴得不得了。
1992年上北京，小孩他姨夫在那儿搞装修，我刚开始也是在搞建筑，帮小工，一个月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块钱。干几个月，我看这个活不行，太苦了，就想走，厂里不给我工资。老三万科当时在北京当保安，他们去了两个人，穿保安服，才把钱要过来，就这还欠一百多块钱。包工头是河北的，钱清是[清是：真的是，的确是，强调之意。
]不想给了。
小工不干了，自己找了个厂，搞铁焊，才开始去给师傅敲敲打打，后来自己干。我自己又换了个厂，到家具公司，学气焊、电焊，自己摸索着学，咱不是笨人，很快就学成了。在那儿干了二年多，当车间主任，那时候一个月都千把块钱，最高一个月拿到一千六七。这是1992年、1993年的事。这钱在当时都不得了。后来，小柱也在那个厂干，他主要是帮着搬木头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