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柱还在安阳那个啥刨光厂干过，也是铁末子满屋飞，噪声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车、手电筒打磨成光哩。声音一直响，刺耳刺心，我听着头都晕。在那个厂里，小柱一直流鼻血。小柱十几岁都出门，受住亏了。
1993年阴历六月，我来西安。在健康路“蹬脚”（拉人），拉货，当时是人力三轮车，六百六十块买的新车，利民牌。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替出摊的摊贩装货拉货，咱租的房子离人家出摊的地方三里地，过三府湾，到健康路二里多地，单趟六七里地。然后再回来，再出一家。一早晨帮人家出四五个摊，晚上再帮人家收摊，来来回回，百十里地，挣八九块钱。一车货都是七八百斤、千把斤。我是捡轻省的，再轻省也有三百斤。租的房子最多十个平方米。咱们梁家年娃儿当时还在这儿，我们在一块儿干。住的地方脏哩很，都是收破烂的，烧那个电线乌烟瘴气的，难闻死了，见天[见天：每天。
]早晨三四点钟都烧东西。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一天挣五块钱，一个月挣二百块钱都行。干有两年，慢慢一次涨到两块、三块，后来，一天能挣一二十块钱，那时候不出税，但是，没有牌照，出来得晚了，被看见了，二话不说，罚三十块。把车子收了，在煤厂里搁着，在治安办开个票，先罚二十五元，到停车场再交五块钱。经常被罚，票刚开罢，出来又罚。都是派出所下面的合同警干的事儿。后来又出了一个事儿，三府湾村子不让俺们这些三轮车走了，那是必经之路，必须得从那儿过，人家要俺们办通行证，也是想要钱。有一次，我送红伟回家，刚从车站回来，三府湾村里治安办的人从厕所出来，提着裤子把我叫住了，罚我六十元，要我办证。你说，邪得很，估计他是专在厕所盯人，也不嫌臭。
从南窑地、余家寨那边拉被套到城西农村去，是1995年的事，有几十里地，上午十点钟去，下午四点钟回来，三十里，二十块，那还是认识了才让蹬。我记得可清，那是过过秤的，拉过五百斤的、六百斤的。拉回来累得很，浑身都散架了。还拉过摩托车，两个三个的都装过，千把斤，嘉陵牌的，从大雁塔出发到另外一个地方，估计得有二十里，十块钱，一个摩托车五块，这是1994年的事。这还是虎子认识经二路那边的人，才让我去拉这活。
1995年和1996年，还在铁路上干过活，南窖地我们房东的女婿做私活，俺们早晨帮人家出罢摊，回来就去铁路干活，帮人家挖地下的电缆线，晚上回来再收摊。那个人不给钱，就是剩点电缆给我们，我们拿去卖，一米都几十块钱。那时候咱三十四五岁，正能干，一天到晚干，也不觉得累。那年挣哩最多，往屋里捎四千二百块。那两年挣过一千多、两千多的。你二嫂说挣不来钱不让回家。
1997年开始干生产队长，孩子外婆死时我回去，一埋罢，叫我当村长。那时候一个月干队长是四十块，还是欠账。想着当个官怪厉害，多少人争还争不到，人家主动让我干，那我肯定干。当队长管交提留，交公粮。那二年，交提留可是重要得很，那时候是以队里名义借高利贷，一个队得交几千块钱，好像都上万。队里把多出的地再赁出去，再还高利贷。社员们少分那点地，起个名叫“预留地”，咱们北岗地几乎全卖完了。一年四百八十块，两年九百六十块。干了几年，2000年，才不干了，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