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
—H农民的终结》
德仁寨
2011年7月10日，晨，阴雨。我们一行四人，从吴镇出发，目的地为西安市灞桥区。福伯家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王家二年在那里蹬三轮车；梁家正容在那儿开店铺做小生意；韩虎子姐弟四个在那里卖菜。梁庄人来来去去，前后不下几十人在灞桥打过工。
托高速公路的福，一路顺畅，不到下午两点，我们就到了沪陕公路在西安的收费口。依据万立二哥所提示的路线，下高速，走纺北路，到幸福路，沿着幸福路，就可以看到华清立交桥。他在华清立交桥下等我们。
说得非常清楚，表哥一路开车，结果却在纺北路上偏离方向，待觉得路不对，已经过了官厅立交桥。给二哥打电话汇报，他在电话里大叫：“错了，错了！”二哥在电话里以极高分贝讲着路，还是“幸福路”“纺织路”“华清路”，可我们就是不明白。他说不清楚，我们也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城市里的每一座立交桥都一模一样，即使是同一座桥，在不同的方向，也同样可能碰不到面。又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决定，二哥站着不动，我们这边坐上出租车去接他，让二哥在电话里给出租车师傅说路。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到了我们的车前。二哥从车上下来，紫棠色的大脸，肚子挺得很高，腰带在肚子下面虚挂着，裤子几乎要坠下去。二哥胖多了，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斤，倒是那两颗几乎突出到嘴唇外的大门牙不那么突了。我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二哥了。他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梁庄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候，二哥还不过三十岁，是梁庄小学的教学骨干。他对学生非常严厉，说话尖刻，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犯错，一律痛骂。还记得一次上课，我和同学说小话，被他发现，“哗啦”一声，那个裹着铁皮的黑板擦直冲我飞过来，重重击中我的额角。我抬眼看他，正碰到他如牛一样的圆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怒气冲天。接着，一堆唾沫夹杂着急速运转的话朝我铺天盖地而来。那时，他的两颗大门牙还触目惊心地往外突着，从那里面喷出来的唾沫比话多。
看见我们，二哥大声嚷着：“日他妈，变化太大了。前些年在这儿还拉过三轮，这几年都没来，到哪儿都不认识了，路硬是说不清。”然后，上前一把抱住父亲，“二大[二大：“大”，叔，专指父亲的堂兄弟，有些地方也指父亲的亲兄弟。
]，你可来了，说多少次叫你来你不来。”看着我，咧开大嘴，也开心地笑着，“听二大说你来，我都不相信，多少年没见你了？”
父亲笑着骂道：“万立啊万立，你在西安几十年了，连路都认不得了，挣钱挣迷糊了？”
我们开着车，沿着二哥指的方向，终于走上了幸福路。远处是一个小山包，下面是很深的河，从山包到河这边，是一条极具弯度、高且瘦的高架桥。二哥说：“九几年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这座桥。我拉着三轮车从城里往山那边送过货，得绕二十多里地，上千斤，二十块钱。就这样，还得认识人才让你拉。”
在一片欢笑声中，父亲和二哥合编了一段顺口溜：
万立西安二十年，蹬起三轮来挣钱，
大街小巷都转遍，城里马路弄不转，
人人都说我迷瞪，一心挣钱供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