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露给我的。前面说过，王厂长的侄儿也在电工班工作。但王厂长原打算过些日子发放。因为我的报道，他不得不立即筹款，提前将降温费发给了全体职工。
事后王厂长对我说，我根本不需要你做好事报道我们厂里的事情。如果我想做什么宣传，一个电话，记者就会来一大帮。不过，王厂长在办公室批评我的时候，又将我介绍给了另一位副厂长，说我是某某医生的弟弟。这位医生就是我大姐。副厂长认得我大姐。王厂长这样介绍我的时候，我又觉得他对我的数落，实际上是一种赞扬。
不过，这件事令我在单位出了名。很多喜欢开玩笑的工人见了我，喜欢对我说，兄弟，没钱花了，又写报道发钱吧。
但是在王厂长眼里，我仅仅只是一位他的一个老同学的小弟弟，仅此而已。他不支持我读书深造，更激发我斗志昂扬，一定要闯一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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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的某一个星期六，在南京一所大学的教室里，一场再一次决定我的命运的考试正在举行。
此时，窗外飞着漫天大雪。参加96级新闻系专升本委培生的考生有一百多人，但国家教委只特批了30个招生名额。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录取率，说高也高，说低也低。这些考生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最小的考生18岁，最大的考生有40多岁。他们有的已经在报社工作，有的已经是当地的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了诗歌、小说、散文、新闻作品集子。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本科毕业证。长工资提干都遇到了这个没有本科毕业证书的难题。有的只有高中和中专毕业，多数是大专毕业。考生中，唯独只有我一个工人。由于发国家教委承认的全日制本科毕业证书，非函大，夜大，电大等类毕业文凭，读两年毕业，毕业证与国家高考统招生等同，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本科毕业证的社会青年来说，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专升本委培生的招生简章发出后，很多没有进过大学门的文学青年，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要求报考，因一没有大专学历，二没有发表什么文学或者新闻作品，统统都被拒之门外，没有参加考试的机会。当然，这其中，也有个别不够资格的考生，拿着自己几本厚厚的没有发表的文字作品，求招考部门网开一面，给予一个机会，终于打动了有关人员，给予了准考证。
1996年春节前夕，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空中飞翔。我不知是喜是忧。难道我象尘土一样被风卷起，飞得很高，结果还是复归于大地？不久，我就收到录取通知书。我终于考上了。然而，由于不转粮油户口关系，不包毕业分配，属于只发毕业证书的委培生，家人对于我在34岁才考上大学的事，不如十多年前农民子女考上大学那样，兴高采烈。
特别是录取通知书上写得很清楚，新生1996年春到校报到时，需要一次性缴纳一万八千元委培费，另外，生活费书本费自理。特别困难者，有一定的助学补助金。
我1994年结婚，欠了几千元的债。现在刚刚将债还清之后，仅有六千余元积蓄。还差一万多元学费对我来说，如同天文数字。要想读书深造，只有向亲友借贷。亲友是不是都支持我，资助我，我心中无底。因为，我从农村来到城市，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交际圈，即使有几位文朋诗友，但他们混得都不得意，境况都不如我，想求他们如望梅止渴。农村的文学青年老朋友们，早已疏于联络，再说，农民一年到头，也落不了几个钱。向农民兄弟求援，可以说，似画饼充饥。唯一的指望，就是我的众多姐姐妹妹，姐夫妹夫们。
如果姐妹们都不支持我，我就非常被动难堪。但我想到了卖掉家产（电视、冰霜，洗衣机）甚至衣物，也要去读书。并且投书报社，寻求社会支持。实在不行，就上街乞讨学费。总之，我要想尽一切我能想到的那怕是最极端的办法，去筹这一万多元学费。最终会不会如愿以偿，我心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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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万块钱的学费，报名时需要一次付清。自接到录取通过书开始，我便处心积虑筹钱。父亲年已七旬，母亲早已不干农活，依靠我们子女养老。年迈的父母无力帮我一把。那么，至亲中，只有众多姐妹们可以求援。
首先，我向大姐借钱，大姐却对我说，要我向大姐夫开口，他早已经给我准备了两千元。家里是大姐夫当家，唯一的舅子要上大学深造。大姐夫义不容辞，借给了我两千元。
然后，大姐又背着大姐夫送给了我两千元，叫我不要声张，这是她的私房钱。大姐是医生，多多少少有点儿灰色收入。有了这四千元到手，我便稍稍舒了一口气。
父亲于1995年国庆节过后不久，年满七十岁。姐妹们相商于1996年正月初四大宴宾客，给父亲做七十大寿。由农村三姐及三姐夫主持。春节回农村三姐家，我对三姐夫说，收了人情款，借两千元我读书。三姐夫说，没问题。事后算账，收的人情与请客开支相抵，所剩不多。结果三姐夫只借给了我一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