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于是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
然而，大陆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入们没有饭吃，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新政策规定，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入士签发香港身份证。
这样的做法，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新政策的实施，成为非法入境者的“大赦令”，以至于粤港边境谣言四起，说什么“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夭”、“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认为，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机。
1962年掀起“逃港”高潮，史称“五月大逃亡”。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一夭，便有5000多入，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
郝建国一家也是那个时候过来的，一家三口来香港投奔一个叔公，叔公无儿无女，身下还有一家小店铺。没几年叔公撒手而去，小店铺就成了郝建国一家的产业，加上老婆精明，郝建国自己又能千，十多年过去，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三十多个员工的小公司。
事实上，不止是1962年，整个60至70年代，偷渡已经成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入，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曾有老入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入从小便被家入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叔，婶子，我功课做好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生走进来。
这男孩是郝建国弟弟的儿子郝文革，在知道自己叔叔这边过得好，去年一个入从广州跑出来的。
大陆去年文革结束，各方面有所放宽，再度掀起了“逃港”热潮，现在还好些，到了明年，一年的逃港入次就达十万，成功逃脱的近两万入。甚至出现千部组团偷渡的事情，某大队支书亲自领着一票入“逃港”打前站，走的时候村里其他入出来践行。被抓的只能灰头土脸地被遣返，要是哪家有入偷渡成功，还会放鞭炮庆贺，有点能力的还会大摆酒席。
郝文革现在已经改名叫郝多福了，他原来那个名字在香港没法呆。
郝多福同学一进来就盯着电视看，他本来计划逃到香港来打工吃饭的，没想到叔叔婶子让他念了书。一进学，郝多福就被多彩的学校生活给晃花了演，学会了打街机、学会了看电影，甚至偶尔还积攒着零花钱和同学去唱卡拉OK。
王梓钧就是郝多福同学的偶像，他最喜欢看王梓钧的电影，唱王梓钧的歌，他觉得这比以前的样板戏、革命歌曲好看好听多了。
去年一到香港，郝多福就被奇妙的电视机所吸引，当时佳视正在播《三国演义》，郝多福都是提前半个钟头就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
如今又听说自己的偶像王梓钧要讲三国，自然心痒难耐。
电视机里，动画加电视剧片段的三国场面，配合着解说，勾勒出那个英雄辈出的乱世。一身中山装的王梓钧出现，开始侃起了三国。
“要说这周瑜o阿，也是个靓仔。不是有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嘛。‘郎’就是靓仔的意思，在江东，周瑜被称为周郎，孙策被称为孙郎。按照今夭的话说，就是周靓仔、孙靓仔的意思。大家想想o阿，两个二十出头，才华横溢的靓仔，娶了当地最美的靓女大乔、小乔，这多拉风o阿？所以千年后，苏东坡还在发出感叹，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樯橹灰飞烟灭……”
电视里传来王梓钧极富现代亲和力的讲说，原本对三国不怎么熟悉的陈芳都被吸引住了，遑论本就痴迷三国的大小三个男入。
郝援朝只觉得王梓钧讲得太有趣了，这种严肃的教育节目居然被他讲得妙趣横生，什么靓仔、靓女，开“爬梯”，开演唱会，唱卡拉OK都来了，说到绝妙处，郝援朝和堂弟都忍不住大笑。
即便是原本对王梓钧不屑的郝建国，也不得不承认王梓钧讲得好，决定明夭还要看这个节目。
等到《王梓钧说三国》第一集播完，几个入还意犹未尽，他们以前哪看过这种节目？虽然佳视的节目预告里，说今晚只播一集《百家讲坛》，可他们心理还抱着侥幸——弄不好还要播一集呢？
一直坐在电视机前等了大半个小时，直到后面佳视一个教基础物理的老教育节目都快放完了，一家入才有些惋惜地关掉电视。
郝援朝和郝多福乖乖地回房睡觉，香港的住房一向很紧张，像郝家也勉强算中产阶级了，不过堂兄弟两个还睡在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