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田荣男说，一切手段明摆在棋盘上，没有隐晦的部分，但现实中的确存在骗着，作为一种手段，可能诱使对手下出棋味不佳、计算不够的棋来，同时由于无知与贪欲，使受骗上当增加了内容也是事实。我的理解是骗着就是诱使对手按常规思考，按常规行棋，也就是说期待俗手。
黄监事本身的态度并不重要，她在公司只持有1%的股份，只是由于知道了太多的最高机密，才以监事的身份列席董事会。只要有了发言权，就不能无视她的存在。我不清楚刘禾为什么竭力促成她成为监事并列席董事会，但我知道刘禾不是笨蛋。专业棋手知道，对方的急所就是我方的急所，抢占急所就是抢占最重要的制高点。我决定这几天和她形影不离，不让她有空闲的时间和刘、陈沟通，再潜心思考，成为特立独行的黄监事。
黄监事对财务数字很敏感，对公司的权利之争则难以理解，她很直白地表明了她的态度，她跟着刘禾表态。这样，既不会站错队，又不会让自己突兀。黄很聪明，聪明地让我无处发力。
我也很直白，如果换位考虑，我会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谁当总经理能让企业更快发展，我就支持谁。因为，我们更重要的角色是股东，股东就是期待回报的投资人，投资人有权选择经理人，这天经地义。我说刘禾已经明确地支持柳胖胖，如果我们能让刘禾更义无反顾，那么这次换手就更顺利，影响面就更小，公司就能更快地发展。
其实，刘禾的态度从来就没有表明过，他总是闪烁其词，不到最后关头是不会投票的。我要先入为主地让黄监事认为刘禾已经明确支持柳总，再用黄监事既成事实的立场迫使刘禾顺势而为——在我看来，刘禾是断不肯逆流而行的。董事会看起来是三个董事，其实是三方各二人：柳擎松、陈盛、刘禾、王律师、黄监事和我。能争取到黄监事，在会上就会形成三对一的局面，王律师不了解公司情况，而特定的身份只能让他私下支招，而关键的第三方力量刘禾自然会见风使舵，划向我方。
黄监事在北京呆了三天，我就完整地陪了她三天，她和我一块工作、一块吃饭、一块喝咖啡直到她休息，甚至她参加同学会，我也心甘情愿地做她的司机，我决不能留给她独立思考的时间。我知道，在销售中有一个24小时糊涂期，就是客户经过你的谈话影响后，能保持24小时的共振，然后清醒。我所能做到的，就是每一个观点给她重复7次，让她始终保持在糊涂期当中，直到我和她同机飞到成都落地。
黄监事终于被我搞迷糊了，她当着我给刘禾打了电话，统一了董事会倒陈的态度。刘禾，终于在电话中明确地对我说，如果我们都支持柳总上，他绝对不会反对。
刘禾的声音很沉稳，这让我相信，倒陈的思路确实是他深思数虑的结果。
在候机室，我兴高采烈给柳总发了短信：一切搞定，刘黄确定支持，晚7点到成都。
过了好几分钟，柳总匆匆打来了电话说，他和陈盛已经摊牌，陈盛不相信黄监事也反他，要来亲自接机。
我说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摊牌干什么。
柳胖胖说我想让他自己下，给他留面子，保留一个虚衔。
我说你太着急了，让我们怎么见陈盛，这不是明显的阴谋篡位吗？
柳胖胖说你只要始终和黄监事在一起，她就不可能叛变。
回过头，我给黄监事说了柳总的电话。黄监事一脸苦笑，长叹着埋怨柳总提前把我俩给卖了，这可如何面对陈总。
我给黄监事打气，事到如今，也无所谓了，顶多也就拉破脸，迟早的事。
陈盛苍老了很多，十天没见又多了几道皱纹。满脸的笑容掩饰不住贯穿全身的疲惫。我像一个行刑者，又像是一个心虚的诬告者而惴惴不安。我请黄监事坐了副驾驶位，一个人斜靠在后座，顺手拿了本杂志，掩饰着忐忑。
陈盛漫天地跑着话题，从北京的吃食到成都的天气，独自高谈阔论。我和黄监事含混地应和着，猜想着他如何引到那敏感话题上，又从何应对。
进入市区，陈盛结束了漫长的寒暄，说：“江树，我有话想问你，能不能请你给萧萧打个电话请一个小时的假，我们随便找个茶馆说几句。”陈盛彬彬有礼，又不容拒绝。
我没想到陈盛接机的目的不是找黄监事，而是找我谈话。我有些慌乱，说：“不用打电话给她，我没给她说我今天回来，本来就想给她个惊喜，陈总安排个地方吧。”
陈盛在省博物馆旁的露天茶铺停了车。大大咧咧吩咐伙计安了位置，上了茶。静静坐下来，并请黄监事回避。陈盛没有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环顾着四周的翠竹、芭蕉，跟我要了烟怡然地吸着。他神情舒展，四肢放松，陷入了沉思或者回忆中。
我选择了与陈盛邻座，这样不至于太过对立和紧张。我品着茶，呼吸着温润而熟悉的空气，听着满耳的乡音，心中一片空明。
我们就这样坐着，抽完了一支烟，又抽完了一支烟，直到茶凉了下来，可以大口地牛饮。我猛扯了一口茶，随口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