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桶，作为一个时尚而又传统的文化产品，被人们先入为主地定位于家具与卫生洁具之间的个性化产品。一方面成为品位、格调的代名词，一方面又无法真正成为广泛进入家庭的主流产品。我深深知道，开发这个巨大的市场首先需要教育市场，如同我当年推广企业网站一样，观念才能决定一切。
刘禾曾经问我木桶的市场有多大。我告诉他，中国有１４亿人口，其中城镇人口超过２亿，家庭有５千万个，万分之一的市场容量就是1千万，百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有１０个亿。刘禾当时很乐观，说我们每年做千分之一的市场就满足了。我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千分之一，而且只是城镇家庭部分的千分之一，对传统文化来说，那绝对是个悲哀。说起来，还不如老坏蛋说得有气魄——要哭就哭个天翻地覆，要笑就笑个斗转星移。做品牌，就要响当当做个成都精品出来，不仅要让全中国认同成都造，还要让老毛子、洋鬼子、小日本和非洲兄弟都要知道：木桶，成都造。
我对柳胖胖说，如果三年我们造不出这个名牌，这辈子都别做桶。
商界中，有一个江湖版本的鸦片战争故事。英国人义律来华旅游从珠江口上岸，无意中发现大清朝的子民都不穿袜子。了解到大中华有四万万同胞的时候，义律激动了。他立马回到英国，在上下议院奔走游说，最后让经过了产业革命的大英帝国开足了马力全民生产袜子。然而，袜子在中国却卖不动，百无聊赖的英国人最后发现中国人根本不认同他的优质袜子，不得已交换了一船有百害而无一利却旺销的福寿膏，没想到刚开卖就撞上了林则徐，被收缴了触及到整个英国上流社会利益的满船货物后，鸦片战争就打起来了。
我把故事讲给刘禾听，刘禾说市场需求是第一位。
我把故事又讲给陈盛听，陈盛打着哈欠说，只有卖不出的价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我把故事再讲给柳胖胖听，柳总沉默了好半天，才说：“你的意思是目标市场的深度常常会引起误判，造成决策失误，另外，市场的需求需要大力的启发推广。”
柳胖胖很聪明，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是要在推广上下功夫，没有市场的培育和推广，即使守着全世界最大的购买人群，也只能接受失败。行销，更多的时候，与质量和功能相比，是引导与推广。
柳总决定全力支持我的推广计划，除了在北京、上海、成都三个中心城市进行平面媒体推广，另外积极准备在几个电视台播出专题片，以及在发行百万的生活类杂志上刊登特许连锁经营招商书，另外和门户类网站联合推出大型主题征文、路演——我的思路很清晰，不仅全方位的对目标人群进行引导，还同时培育着现在的学生，我们三五年后的客户群体。在我看来，先入为主的推广代价成本是最低的。
萧萧打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在青岛出差，快回北京了。萧萧说你几号回北京，我要来看你。我说23日吧。萧萧说那她就定23日的票。分开快一个月了，萧萧每天和我短信互述衷肠。小别胜新婚，我们彼此从生理上、心理上都渴望着与对方见面。我离开成都到北京赴任的时候是计划要在北京呆两年的，萧萧从那时候就打定主意要跟着到北京来了。
主管北京分公司行政的滕厂长不愿意萧萧过来，理由是北京闹非典了，多少有些危险。我笑着说，没事，患病的可能性比车祸还低，低于千分之一的小概率我们可以看作没有可能性。滕厂长摇着头说：“你们这些人啊，处理业务还行，对于天灾人祸，还是太嫩。”
滕厂长一贯谨小慎微，在成都生产基地任厂长的时候，没有丝毫差错。由于是柳总安排到生产上的重要职位，陈总用放大镜也没挑到啥毛病。用柳胖胖的话说，滕厂长就是个雷锋，是全公司学习的榜样。对于这一点，柳总用的是双刃剑，既可以发挥榜样的群体带动作用，又可以让榜样为了榜样的名誉而任劳任怨。对于让滕厂长当雷锋，我跟柳胖胖开玩笑说是要累死这好老头。
好老头滕厂长一直密切关注非典的动态，有空就霸着电脑查非典报道。坚持着让我带了４个口罩把萧萧从西客站接到公司，在表示了礼貌性的问候之后，滕厂长让我带着萧萧一块儿离开北京。滕厂长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城不宜久居。”我说：“我不能走，活着做朋友，死了埋一排。”
尽管我从心底子里蔑视怕死的人对与非典的恐惧，并一再在大会小会上安抚人心说非典只是小概率事件，不以为惧。非典，还是来了。
为萧萧接风的饭局上，做东的北京朋友说28日封城，让我们赶紧离开北京。诺大的餐厅只有我们两桌不怕死的在谈笑风生，门外都是行色匆匆的大口罩，公共汽车也出奇的空着座位仓皇地在马路上乱窜。
非典来了。北京经理拿着两张单子要我看看。一张是销售日报，连续三天我们在北京的11个店的销售总额都为零。另一张是退场通知，两个超市在北京的6个店要求我们和其他供应商一起撤掉所有的促销人员。北京经理压低声音说，有一个店员已经发烧请假了，谁也没胆去看望。一夜之间，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