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超过两亿，家庭有五千万个，万分之一的市场容量就是一千万，百分之一的市场分额有十个亿。刘禾当时很乐观，说我们每年做千分之一的市场就满足了。我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千分之一，而且只是城镇家庭部分的千分之一，对传统文化来说，那绝对是个悲哀。说起来，还不如老坏蛋说得有气魄――要哭就哭个天翻地覆，要笑就笑个斗转星移。做品牌，就要响当当做个成都精品出来，不仅要让全中国认同成都造，还要让老毛子、洋鬼子、小日本和非洲兄弟都要知道：木桶，成都造。
我对柳胖胖说，如果三年我们造不出这个名牌，这辈子都别做桶。
商界中，有一个江湖版本的鸦片战争故事。英国人义律来华旅游从珠江口上岸，无意中发现大清朝的子民都不穿袜子。了解到大中华有四万万同胞的时候，义律激动了。他立马回到英国，在上下议院奔走游说，最后让经过了产业革命的大英帝国开足了马力全民生产袜子。然而，袜子在中国却卖不动，百无聊奈的英国人最后发现中国人根本不认同他的优质袜子，不得已交换了一船百害而无一利却旺销的福寿膏，没想到刚开卖就撞上了林则徐，被收缴了触及到整个英国上流社会利益的满船货物后，鸦片战争就打起来了。
我把故事讲给刘禾听，刘禾说市场需求是第一位。
我把故事又讲给陈盛听，陈盛打着哈欠说，只有卖不出的价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我把故事再讲给柳胖胖听，柳总沉默了好半天，才说：“你的意思是目标市场的深度常常会引起误判，造成决策失误，另外，市场的需求需要大力的启发推广。”
柳胖胖很聪明，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是要在推广上下功夫，没有市场的培育和推广，即使守着全世界最大的购买人群，也只能接受失败。行销，更多的时候，与质量和功能相比，更重要的是引导与推广。
柳总决定全力支持我的推广计划，除了在北京、上海、成都三个中心城市进行平媒推广，另外积极准备在几个电视台播出专题片，此外在发行百万的生活类杂志上刊登特许连锁经营招商书，另外和门户类网站联合推出大型主题征文、路演――我的思路很清晰，不仅全方位的对目标人群进行引导，还同时培育着现在的学生，我们三五年后的客户群体。在我看来，先入为主的推广代价成本是最低的。
萧萧打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在青岛出差，快回北京了。萧萧说你几号回北京，我要来看你。我说23日吧。萧萧说那她就定23日的票。分开快一个月了，萧萧每天和我短信互述衷肠。小别胜新婚，我们彼此从生理上、心理上都渴望着与对方见面。我离开成都到北京赴任的时候是计划要在北京呆两年的，萧萧从那时候就打定主意要跟着到北京来了。
主管北京分公司行政的滕厂长不愿意萧萧过来，理由是北京闹非典了，多少有些危险。我笑着说，没事，患病的可能性比车祸还低，低于千分之一的小概率我们可以看做没有可能性。滕厂长摇着头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中央的大脑壳都要选六十岁以上的老疙瘩了，你们这些人啊，处理业务还行，对于天灾人祸，还是太嫩。”
滕厂长一贯谨小慎微，在成都生产基地任厂长的时候，没有丝毫差错。由于是柳总安排到生产上的重要职位，陈总用放大镜也没挑到啥毛病。用柳胖胖的话说，滕厂长就是个雷锋，要全公司学习的榜样。对于这一点，柳总用的是双刃剑，既可以发挥榜样的群体带动作用，又可以让榜样为了榜样的名誉而任劳任怨。对于让滕厂长当雷锋，我跟柳胖胖开玩笑说是要累死这好老头。
好老头滕厂长一直密切关注非典的动态，有空就霸着电脑查非典报道。坚持着让我带了四个口罩把萧萧从西客站接到公司，再表示了礼貌性的问候之后，滕厂长让我带着萧萧一块离开北京。滕厂长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城不宜久居。”我说：“我不能走，活着做朋友，死了埋一排。”
尽管我从心底子里蔑视怕死的人对与非典的恐惧，并一再在大会小会上安抚人心说非典只是小概率事件，不以为惧。非典，还是来了。
为萧萧接风的饭局上，做东的北京朋友说28日封城，让我们赶紧离开北京。诺大的餐厅只有我们两桌不怕死的在谈笑风生，门外都是行色匆匆的大口罩，公共汽车也出奇的空着座位仓皇地在马路上乱串。
非典来了。北京经理拿着两张单子要我看看。一张是销售日报，连续三天我们在北京的十一个店的销售总额都为零。另一张是退场通知，两个超市在北京的六个店要求我们和其他供应商一起撤掉所有的促销人员。北京经理压低声音说，有一个店员已经发烧请假了，谁也没胆去看望。一夜之间，恐怖的气氛象成都冬日连绵不断的阴云，蓦然抬头，已经把北京这座孤城笼罩得严严实实，令人喘不过气来。
非典来了。我派出了几辆车去采购口罩、消毒药水，全都空手而归。只有滕厂长亲自买了满满一车的鸡蛋、大米和方便面。我抱着一线希望，带着萧萧开车到天津去疯狂地寻找每一家药店，药店里除了和我一样抓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