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用什么样的名义，不管在战前或者是战后编造出多么动听的理由，1936年2月14日爆发的这场中日战争，总归是一场侵略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承受着最大的苦难的，就是5000多万普普通通的日本百姓，虽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战争结束后都成为了大中华联邦的忠诚国民，和大中华联邦的另外6万万国民一样热爱这个属于全体东亚民族的新国家，甚至还成为了发动这场战争，造成数百万无辜民众死伤的常先生的崇拜者。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忘记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可以忘记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每一条生命……
和当时的大部分日本gcd统治下的国民不一样，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我其实并不痛恨中国，也没有将这个国家当成敌人。实际上我一直将自己当成半个中国人，并不是因为我有中国血统，而是因为我出生在中国的土地上。那是1920年的事情，我的父亲山口文雄当时任职于满铁公司，而我的叔父则在抚顺经营一家碾米厂。后来我的父亲失去了满铁的工作（因为中国政府收回满铁），所以我们一家就返回了日本，不过叔父一家却一直留在中国，1924年革命后便加入了中国籍，他所经营的碾米厂也极其兴旺。在1936年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叔父还托人从中国捎来信件和财物，并且邀请我们一家去中国定居。
当时我们一家都非常动心——因为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工作。我叔父又定居中国，所以我们家在当时的日本属于‘不被信任者’，家庭成分也被评定为‘资产阶级’。父亲也因此无法找到比较轻松的工作，只得去当时没有人要去的对马市林业局当了一名伐木工人，这对他的身体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我们全家也因此搬到了对马岛，生活也极为清苦。不过最让我和我的家人感到痛苦的还不是清贫的生活，而是无处不在的成分歧视。
在当时的日本，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他（她）的才智或是身体，而是他（她）的出身！虽然日本gcd一直声称要‘解放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一直将平等的概念挂在嘴边甚至通过教育体系灌输给日本的青年。但是他们同时又在不断制造着不平等和压迫！这大概是全世界最荒唐的事情之一了吧？
由于日g的教育，我从来都不认为我天生低人一等，也不认为我生来就应该遭受压迫。事实上我从小到大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长得也非常漂亮，所以在我大部分的青少年时代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直到我16岁那年。先是被日本gc主义青年团拒之门外——这个组织据说只接纳具有gc主义理想的日本青年。不过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而是日g官僚体系的起点。套用当时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入队（指日本gc主义少年先锋队，这个组织几乎每个日本少年都能加入，算不了什么）、入团、入党是人生三件大事’，而像我这样出身‘异己阶级’的人便是永远无法完成人生第二件大事的。
在被日本gc主义青年团拒绝后的几个月，我再次遭受到了打击，学习成绩从来都是名列前茅的我，居然没有没有考取任何一所高中甚至是职业高中！当然不是因为成绩太差，还是因为出身不好没有通过政治审查！
与此同时。对马市政府劳动局还给我分配了一份工作——伐木工！他们让我这样一个花一样的少女挥着大斧子去砍树，很可能还要砍一辈子……对于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我又如何能爱得起来？所以在得到移居中国的机会后，全家都很高兴，父亲也请了长假去长崎市（对马市属于长崎县管辖）办移民事宜。可是谁也没想到，中日关系会在1935年12月份就突然转向敌对，让我们全家移民中国开始新生活的梦想顿时破碎，更没有想到中国人的侵略军会在2个月后踏上对马岛的土地！
我当时的身份已经不是一名林业工人了，而是对马市赤卫总队第10分队第3中队第1小队的卫生员……”——以上摘自后来长期担任常瑞青私人秘书，后来又以大东亚共荣会党员身份成功当选联邦参政委员的山口淑子女士的回忆录《从俘虏到议员》。由于山口淑子在这本书中透露了许多她同常瑞青共同生活的片段，因此也成为了一本后世研究这位大东亚统一之父的重要历史资料，当然也是一本销量极高的畅销书。
“请诸位英勇的去死吧！为了我们的苏维埃祖国，为了伟大领袖武田主席，我们必须英勇的去死！”
说话的是对马市林业局党委书记小山雄二，也是山口淑子所在的对马市赤卫总队第10分队的队长兼政治教导员。手底下管着几百号被发配到对马岛砍树的牛鬼蛇神——被发配来砍树的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人，都是些资产阶级、坏分子、历史反革命或者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嫌（特务嫌疑），基本上都属于内控对象，而且还都是一些在日本人当中算是非常老实懦弱的家伙（凶人都叫反革命武士阶级，日g不敢惹，都在比较舒服的地方呆着呢）。
虽然都是老实人，但是日g也不敢把枪支弹药发给他们（不老实的反革命武士阶级连赤卫队都不让参加），所以除了少数干部手里拿着38式步枪外，大部分赤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