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雨瓢泼，夜色如墨。在旁遮普平原上面，在东西旁遮普交界的阿姆利则地区，交战的双方似乎同时选择了转入防御，战场四周只是间或有炮弹在中印两军的阵地上面。华军强大的远射程重炮群已经停止了射击，“薛岳集群”现在是无后方作战，只能依靠随军携带的弹药维持作战，必须节约使用。这时在对印军进行扰性炮击，以干扰他们修建防御工事的只是一些75mm无后座力炮和迫击炮而已。而印军则以76.2mm野炮还击，试图压制华军火炮，以掩护他们的步兵修筑防御工事。印军从10月23日下午开始到现在，都在疯狂地冒着华军的火力调整态势，本来准备要发起进攻的大军都在挖掘战壕修筑工事。一个个步兵团、步兵营在阿姆利则西面的平原上散开，组成了三道防御阵线。近卫集团军所属的11个炮兵团也纷纷进入阵地，其中一部分76.2mm野战炮正在同华军进行炮战。
与此同时，动员阿姆利则周围印度民众的命令也已经传达下去了。凡是年满14周岁的印度人民共和国居民，无论男女都必须立即向所在地区的gcd委员会报到，并且还有自备干粮和劳动工具，准备去支援正在作战的印度人民军队。如有违抗，则一律按照反革命罪论处。但是阿姆利则城沦陷的负面效应却已经产生了，阿姆利则城周围的锡克族村镇里面的印g党员干部们。在第一时间就遭到了不明真相的锡克族群众的围攻，平日里面威风八面的干部们这个时候很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意思。就连他们手中所掌握的一点基干民兵一时间也组织不起来。就算勉强组织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华军的侦察部队已经撒了开来，对于完全没有敌意的锡克族村镇他们是不会进行攻击的，但只要发现那里的印g地方政权还没有倒台，自然会立即予以铲除。不过有了第30师的教训，这些华军侦察兵也都学乖了，第一时间就会将被俘获的印度gcd干部们保护起来。然后让那些锡克族平民自己推举临时的领导人，等到他们的地方政权建立起来后。再移交这些印度gcd人，当然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动员民众的命令下达了十几个小时，也不见一个支前民工到来。甚至派出去传令的通讯兵也大多成了打狗的肉包子。
不过让巴甫洛夫等人没有想到的是，阿姆利则周围的民众其实已经发动起来了。在夜色当中，通往阿姆利则城的道路上，无数支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正推着装满了粮食和各种劳动工具的手推车。往华军控制下的城市前进。他们当然不是去攻城的。而是准备为侵略者效力的，就像他们之前为英帝国主义卖命一样！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抵达阿姆利则城后还立即向华军占领当局提出的参军的要求，还真是铁杆的印奸！像这样民众集体和自发背叛国家的行为，在整个印度会战当中并不鲜见，其中的经验教训实在发人深省，当一国的当权者将民众视为奴隶，视为仇寇，视为可以肆意杀戮和压迫的对象时。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和政权在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候，被压迫被奴役被屠戮的民众到底有没有义务去保卫这样的政权和国家呢？而民众“背叛”的责任又在谁的头上呢？
类似的问题是需要印度人民革命党（印度gcd改制而来）未来的伟大领袖们深思反省的。在乍里亚同志的回忆录《写在第二次世界革命之前》（又名《世界革命失败的开始》）里。他对此就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如果说我们在伟大的抗华战争中有什么惨痛的教训需要吸取的话，最大的无疑就是我们在抗华战争爆发之前，对印度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没有进行彻底的镇压了！我想这是我们在1935年10月和11月遭遇严重挫折的重要原因。当帝国主义敌人占领孟加拉邦大部分地区的时候，那里的反动分子纷纷跳出来充当印奸国贼了！当帝国主义军队突入克什米尔后，那里的反革命分子又夹道欢迎大印奸卖国贼真纳，甚至喊出了‘真纳万岁’的反动口号！而当十几万华军攻入阿富汗和旁遮普地区后，那里的m斯林反革命分子和锡克教反革命分子更是争先恐后的卖身投靠，甚至还充当起了屠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这是何等的丧心病狂啊！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们怎么可以手软？怎么可以不将他们赶尽杀绝？如果我们之前在孟加拉邦、在旁遮普邦、在阿富汗自治区采取了最严厉的镇压措施，不是按照总人口5%到15%的指标镇压逮捕反革命分子，而是将这个指标提高到20%或是30%，那么1935年10月和11月的战争形势就会彻底改观了。所以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印度gcd和印度人民革命党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便不再手软，为了印度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哪怕镇压掉1万万甚至更多的反革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我们这些gc主义者来说，还有什么比杀反革命更让人愉悦的事情吗？这也是我们的事业现在可以取得伟大胜利的有力保证！”
……
对于在阿姆利则一带的中国反革命军队来说，印度反革命分子的争相来投，的确给了他们战胜印度革命军队的信心。本来以为深入敌境后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想到从克什米尔邦一路打到东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