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布哈林为什么那样说。20年代初在中国的生活当然是非常舒适的，在苏维埃祖国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却舒舒服服呆在国外，拿着一份局级干部的高薪水，还有外事津贴和机关（指契卡）给的附加工资。而工作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出现在每一个常耀如上将可能会出现的社交场所，不过那位上将总是来去匆匆，似乎从来没有注意过我这样的美人，这大概就是我在中国最痛苦的事情之一了。
直到我将布哈林这个苏维埃祖国的叛徒揪出来以后，我才遇到了另一件让我痛苦万分的事情——数字！准确的说是召回国内逮捕的数字。因为成功揪出了布哈林，所以我被提升为整个契卡组织在中国的负责人之一了。虽然我的公开身份没有变化，但是实际上掌握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都更重了。特别是……我还是一只心肠很软的燕子。我怎么能完成那么多逮捕人的指标呢？能够被派到中国来的人员都是经过层层选拔，都是政治上非常可靠的同志。他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党和国家的敌人呢？于是从我把布哈林揪出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挨上级的批评还有处分，后来还被降了级，最后还差点被我的继任者送回国内去劳动改造，罪名大概是波兰间谍……不过我不恨那个心狠手辣的男人，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托洛茨基不会相信，在某个俄国gcd领导的组织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
不抱怨这些了，还是说说布哈林——斯大林反党走资派的起因吧。这件事情被认为是苏联大清洗运动和20年代农业集体化政策的起源，这两次事件导致了近数百万人送命，近两千万人被捕！更被认为是苏联最后输掉战争亡国亡党的重要原因。而追根溯源，一个名叫娜塔丽.列辛斯卡娅的契卡燕子似乎就要为这一切的灾难和错误负责了。
当我这只无知的燕子进入苏俄代表团的时候。正是上海会议进行到最高cháo的时候——在这个高cháo过后还有长达近一年的扯皮期，不过扯皮的内容主要是限制海军军备竞赛，和我们苏俄关系不大。
根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俄国gcd想在这次上海会议上得到的是一个比较缓和的，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布哈林就为此周旋于各个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不停地出席酒会、餐会、舞会、茶会，还有密室会谈……这些活动都被我一一记录下来，成为rì后指控布哈林的罪证！也让他在上海会议期间的全部努力都付诸东流，也使苏俄在国际上陷入了非常孤立的局面……我的确应该为这些事情负责！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是有意陷害布哈林同志，而且我也不认为他是真正无辜的。
实际上布哈林在上海的许多外事活动都违反了纪律。比如他经常单独同英法美还有中国的高级官员秘密会谈——事后只是含糊其辞地汇报。谁也无法查证谈判的具体内容！
而我安排的契卡特工人员（有几个是东方人）还报告说。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在布哈林参加秘密会谈的上海霞飞路1517号别墅的附近发现了高尔察克的行踪！打入白俄流亡zhèng fǔ内部的契卡特工也曾经报告了高尔察克在上海秘密会晤了某位俄国gcd高级成员的绝密情报！种种迹象都表明，布哈林在上海曾经同高尔察克见面……在后来对布哈林的审查过程中，他也承认曾经在上海同高尔察克进行过一次秘密会谈。
此外，一直同情俄国gcd的中g主席毛zd。也在1921年5月份，秘密向我们提供了一卷记录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苏俄计划的胶卷。根据这份胶卷所提供的情报，英美法中rì五国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计划。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有两点，一是利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在俄国国内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推广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以腐蚀布尔什维克的干部；二是在俄g内部寻找和扶植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代理人，初步确定的扶植对象就是布哈林和斯大林成为列宁的继承人，具体的扶植办法有……”
以上内容摘自在20年代末叛逃中国的苏联女特工娜塔丽.列辛斯卡娅的回忆录《一只gc主义的燕子》。
……
“列宁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布哈林是叛徒！”
“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复辟了，新经济政策不能再实行下去了。”
“现在我们应该停止后退（俄g称新经济政策为后退），开始前进啦！”
克里姆林宫的某个会议室内不断传出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们，还有列席会议的zhōng yāng委员们的叫喊声。契切林和娜塔丽.列辛斯卡娅联名提交的秘密报告让俄g高层感到非常震惊。不少人还喊出了“布哈林是叛徒”这句著名的台词（电影列宁在1918）来了。面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苏俄的yīn谋，几位托洛茨基派的gcd大人物更是极为不满目前zhōng yāng的经济路线，甚至提出了实行计划经济的要求。
坐在zhōng yāng的列宁的脸上也露出了狐疑的表情。
这份秘密报告上的内容实在太耸人听闻了，如果是娜塔丽这个托洛茨基派单独提交的，列宁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