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邓名和闯营众将交谈的时候，就感到他们对明廷的治理方法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对此邓名非常能够理解。闯营的人都是被明政府逼得活不下去才起来造反的，他们触目所及，都是民不聊生的景象，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会认为明廷的统治办法有极大的问题——也确实如此。
不过闯营自己的治理手段也是乏善可陈，李自成举事以后，一直到进入北京之前，都没有文人投靠他。仅有的一个牛金星还是因为和人打官司被下狱，适逢李自成攻破城池才投了闯，在加入闯营之前，牛金星同样没有过任何参与行政工作的经历。
在穿越之前，邓名对这个时代的知识传播速度并无了解，等他亲身和这个时代的人交流过以后，才发现在这个没有媒体、报纸，没有大量便宜书籍的时代，普通人对管理、行政近乎于一无所知。刘体纯等人知道官吏的名称，但对政府有何职能，该如何去实现职能都完全不清楚。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拿出的办法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全国性的三年免征，政府必须的维持经费通过拷掠明朝高官来获得，先不谈这个方案的弊病，就是执行效果邓名也不看好——他听文安之说过，李自成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官吏体系，这个免征政策到底会在基层执行成什么样子，最终受益的人都是什么人？邓名对此非常怀疑。
虽然执行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而且文安之还痛恨李自成至极，不过在给邓名私下授课时，文督师还是公正地评价道：听说大顺广泛推行免税制度后，黄河流域的饥民、流民还是大量返回故土，社会生产开始迅速恢复。可除了拷掠，李自成、牛金星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维持他们的政府，虽然有大批农民从大顺的政策中受益，但李自成全完全无力动员这些受益者来保卫他的政权。结果迅速被满清和利益受到触犯的北方缙绅阶层联合起来赶走，甚至没机会从追赃助饷这个行动中总结行政的经验教训。
在往后闯营继续颠簸流离，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行政工作，被改编为明军后，南明政府更不可能把地方政权交到他们手中。西营有建设、巩固根据地的经验，而闯营始终没有锻炼的机会。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就屡次因为袁象、刘晋戈、熊兰没有任何行政常识（现代人的常识）而头疼不已。对此邓名只能自我安慰：正因为这些人对政权框架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邓名才能施加最大的影响。比如刘晋戈对政府的工作、目的认识完全是一片空白，所以邓名说什么他深信不疑，并奉为金科玉律。
刘体纯虽然比他儿子见多识广，不过行政经验基本也为零，以前在巴东根据地就是单纯的军屯，一切都是军事管理。这次移驻夷陵后，一下子要面对复杂的社会成份，身边也没有南明或是西营的行政官吏，简直称得上是手足无措。
“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通过一次次税收、纠纷，刘体纯才能不断总结教训，对各种会出现的行政问题有所了解，他的幕僚也会逐渐成长起来。”邓名在心里想道，对于明廷的传统管理模式，邓名既看不上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在这方面帮不上刘体纯什么忙：“李来亨、郝摇旗他们估计也差不多，现在完全就是在闷头瞎搞。只是我指手画脚他们多半也未必会听，我只有设法帮他们拖两年，不要让他们迅速垮掉；也不能他们把湖北闹得一塌糊涂，让缙绅和百姓都开始怀念满清起来。等到两、三年后，他们有了些认识，成都那边我的人才也培养出来一些，到时候让刘晋戈来和刘体纯说，肯定要比我强的多。”
一开始邓名还想在刘体纯身上施加一些影响，就像对刘晋戈做的一样，但等他听到刘体纯对夷陵读书人的处理方法后，这个念头也被邓名打消了，在他看来刘体纯根本是凭心情处理政务。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反复和袁象交代，法不外人情，执行法律必须要有弹性。邓名用的例子就是他刚刚颁布的通行法规：成都城内和郊区，车辆都要靠右行驶，亭士看到逆行的人要予以组织，并监督违规者高声朗诵“靠右行驶”一百遍整。但是邓名就向袁象指出，若是有犯规者是因为儿子生病、急于去找郎中看病的话，亭士有权根据情况先予放行，然后在他办完事后在盯着他朗诵一百遍法规。这就是所谓的执法弹性，也是邓名讲的“法不外人情。”
但人情不是心情。给袁象讲述执法精神时，邓名就指出，明朝以前执法时，地方官的心情影响很大，就是俗话所说的官断十条路：看到有人急着给儿子看病而违法时，若是心情好就可以帮他抢道，若是心情不好就把他站笼站死。
刘体纯明显还处于这种按心情处理政务阶段，看你顺眼就免税，看你不顺眼就拿个倾家荡产。在这个时代，这样使用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也就是邓名和他影响下成都会觉得这是滥用权力。
意识到彼此间有巨大的观念差异后，邓名就和以往一样主动放弃，他不再尝试干涉刘体纯的行政，只是简单说了几句爱民的光鲜话。
既然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邓名很快就把话题转到爆破技术上来，问刘体纯可否愿意与他分享新的战术技巧。刚才讨论民政的时候，刘体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