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所有的战兵军官来议事。”现在邓名能够召集的军官是三级尉官，很快，除去值班的军官以外，一百多名尉官就集合起来参与军事会议。
战兵人数高达八千的军队，军衔最高的只是上尉，全部尉级军官加起来不到二百人，这就是目前部队的现状。这些军官原来都是沿海义勇兵中威望比较高的人，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从排兵布阵到辨识旗号，都是在从南京到奉节的一路上学到的。
在湖北作战的时候，无论是黄州府还是其它名气较小的县城，每次攻破城池后邓名都会召开总结会议；更早在南京的时候，甚至会为了扎营、行军这样的事召开全体军官总结会。因此所有的军官对会议的形式和流程都很熟悉，知道中军帐没有那么大的地盘，也没有足够多的椅子，所以每个人都带了一个小马扎来；走进用帆布圈起来的会议场所后，他们就按照军衔高低而不是亲疏关系自动排好座位，坐在自己的马扎上等着开会。
当邓名出现后，会场里的军官整齐地起立，向年轻的统帅问好，当邓名走到自己的位置上落座后，这些军官也纷纷坐下。这种反应让邓名很满意，本来是义勇军性质的浙军不但彼此友爱，而且也远不像其他明军那样等级森严，军官们可以坦然地坐在长官的身边。
这种战后总结会议，是邓名军事训练的一部分，若是不进行训练的话，实战经验对士兵的益处就会非常有限。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刘体纯、贺珍等人曾经迷信的阳门阵、阴*门阵，这个时代的军队由于缺乏训练，官兵们在自行展开的经验总结中，常常把胜利归功给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比如黄道吉日，与自己的生肖、太岁相符，或是系了一条恰到好处的红布条之类。
自发进行经验总结是一种常见现象，广泛存在于所有的军队中，军队的主管对此采用放任自流的态度。首先，军官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坏事，若是士兵的迷信思想浓厚，更有助于军官进行控制；其次，军官同样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各种流言、偏方、秘笈听得次数多了，也就信以为真了。
但邓名对此决不姑息，严厉禁止此类谬论在军队中传播，如果发现有人宣扬类似刀枪不入之类的诀窍（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善意，想和同伴分享经验），那么无论官兵，一律调到辅兵队伍去，没有丝毫的通融余地。
除了迷信以外，还有其它误入歧途的思想，比如在南京城下，那批浙江兵以为野战就是等敌人吃饭、睡觉的时候去打他们，或是化妆成敌军替他们扎营，然后火烧联营。这个思想一旦形成就会非常顽固，邓名和李来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扭转——让邓名庆幸的是，相信这个理论的几千浙江兵都被张煌言带走了，现在该张尚书去头疼怎么改变士兵的观念了。
战前传授经验、战后总结教训，让官兵知道为何胜利、为何失败，通过实战来强化他们的认识，这就是邓名的计划。实战尤其是胜利会让官兵更加坚信他们学习到的理论，就好像南京城下的三次大胜，让当时的那一批浙江兵对他们自行总结出来的野战理论深信不疑一样——这种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并和初次胜利牢牢结合在一起，几乎是无法动摇的。
对于在军中进行的军事普及教育，最支持的人是任堂，因为舟山的义勇兵原本就缺乏军事常识，张煌言的军事经验也没有李定国、郑成功丰富，所以在浙江明军中存在着大量被邓名痛斥为迷信的观念。
熟知闯营和西营内幕的周开荒和赵天霸，代表明军传统的李星汉，以及当过海盗的穆谭，都觉得邓名的这种训练是前所未有的。
李星汉表示他听说过戚继光戚少保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有一本有训练内容的军事书籍，不过明军的军官阶层中大多数的人都是文盲，那本书大部分将领都没有看过；而闯营、西营和郑成功的军队都没有任何训练手册，也没有帮助军官成长的方法，大家都是通过战场经验自行领悟，然后再去战场检验。一个人悟出来的正确成分越多，就越有机会活下来，然后把这些含有正确成分同时又含有迷信色彩的军事思想传授给其他人——就是李定国和郑成功自我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同样含有大量的错误理论，不过错误的比例比较低罢了。
这种军事理论是将领的私人财物，被他们爱惜地珍藏起来，轻易不示于人。邓名在军官群体中进行大规模的总结和沟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天下独一份。比如深得袁宗第信任的周开荒吧，袁宗第教给他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让周开荒能够妥善完成靖国公交代的任务罢了，至于把总以下的军官更没有必要知道该如何去取胜，只要懂得服从命令就可以了。
而邓名不仅在尉级军官中进行军事普及教育，还让这些尉官把学到的知识、训练方法以及为何要进行各种训练的原因转告给下面的军士，并鼓励军士进一步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士兵。
今天参与军事会议的军官们情绪都很好，上午的战斗完全是一边倒，明军不费吹灰之力杀伤了一千多清兵，剩下的一万多人都被明军俘虏了。
几个上尉先后发言，认为明军取胜的关键就是精良的装备，还有刻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