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五十人，以免人多口杂，亦不宜少过三十人，以防有遗珠在外。军州议会，其下各县监亦是按照丁口多寡而定议员之数，总数亦如县中。”
“州县议会每年定例在两税前后召开，监察州县税赋入库，并共议下一年度州县财税使用。平常时，只要有五名及以上议员提议，便可临时召开议会，参加人数超过三分之二，所定决议便告有效。州县审案，议员有权随意旁听，有六名议员同议，便可否决断案结果，交由上一级衙门重审。议员有议政之权，有监税之权，有否决之权，但朝廷所降诸法行之州县，议员无权反对。若议员犯法定罪，便须夺取议员之职，终身不可再选。”
韩冈简要的将册子上的内容介绍了一遍，最后总结道，“议会之制大略在此。其可行与否，以及细则，还须与诸位共同商议。”
韩冈话声落下，厅中一时无人接话，只有刷刷的翻页声不时的响起。
苏颂没拿那本册子，停了一阵，“这个会，不是朝会，不须担心御史，诸位可畅所欲言。有什么疑惑不明之处，也可以放心询问。”
韩忠彦也只翻看了两下，便放下了册子。这种东西没必要细看。
只要成立了议会，就等于有了集合当地大户的合法权力，一旦地方齐心，即使章惇、韩冈这样的名臣下到地方，也只能束手。议员们到底有什么权力，完全可以靠自己争取，根本不需要朝廷赐给——当年的节度使，他们割据州县、自辟椽属、各拥私军的权力，难道是朝廷给的吗？
有意识的是苏、章、韩三位宰辅的想法。更确切的，应该是韩冈的想法，能另辟蹊径，想出这一招的，就只有韩冈。
议会不是这一次聚会的关键，关键的是，议政重臣绕过天子共聚一堂的意义。
若行不轨之事，首先便是要定下名分。以什么名义行事，就决定了影响力的大小。
如果只是政事堂三位宰相领头，再多一点，就是两府诸公同议，也依然无法震慑住所有人，纵使能如阴云蔽日，还是有可能被一阵狂风吹散。
但若是在京的议政重臣共举，那就像是泰山压顶，顽抗者皆为齑粉。皇帝也得退避三分。
而韩冈拿出来的这件事，对绝大多数朝臣来说都是好事，吃亏的是皇帝，得益的则是群臣。
一旦把韩冈拿出来的甜头吃下去，那就是缴了投名状。日后政事堂再要领着一众议政重臣做些悖逆之事，谁还能说不？最多也只是在里面争取给自己博得更多的利益。
想明白了这一点，韩忠彦就能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谋划了。
也不仅仅是韩忠彦，在座的无一不是在官场上浸淫多年，。
有所区别的，不过是敢于不敢而已。
杨汲已经了解，但他不敢出头，两个眼睛扫视着。
“这让州县如何理事？！”
蒲宗孟两个鼻孔喘着粗气，仿佛好斗的公牛，“世家巨族，国之大害。州县治事，往往因事涉大族而横生枝节。在列诸位皆起于州郡，想必深有体会。”
这些话，在朝堂上说出来，足够犯忌讳。朝堂上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与地方大族，只有极少数出自于寒门。
即使出自寒门，等成了高官显宦，与同僚相互联姻，这世家大族的根基也就立下了。
蒲宗孟家世不算出众，出身阆州，也不是什么大去处，但多年为官，乡族颇是兴旺，自家这一房更是钟鸣鼎食，岂会自外于簪缨之列？
但他就是这么跳出来为朝廷张目。
“多少世家巨族，拿到了铁路支线的修建之权，一县乃至数县之人货，皆从此路上过。世家卖票收费，与设卡抽税无异，所得巨万，只数年就有敌国之富。”
韩忠彦安坐如素，仿佛蒲宗孟所称的敌国之富，与相州韩家丝毫无碍。
蒲宗孟拍着交椅，状似痛心疾首，“如今朝廷又欲行议会之策，世家巨户于钱财之外，又有了与官府相当的权柄。日后亲民官上任，是为朝廷治事安民，还是给人鞍前马后做伴当？！”
蒲宗孟声震厅室，为国为民，显是不惜己身了。
却听曾孝宽悠然说道，“读书人十年寒窗而不得其果，往往心生怨怼。投往异国，不乏其人。西夏有张元吴昊，交趾有徐百祥，投效辽人者，更是不计其数。”
蒲宗孟轻哼了一声，投奔西夏的张元吴昊臭名昭著，投效交趾的徐百祥则不是事先做了功课，谁还能记得？
曾孝宽继续：“昔年仁宗有鉴于张元之事，便不再于殿试上黜落考生，又开特奏名一科，但恩泽之人依然稀少。于今朝廷大励教化，读书者日众，而录官不见多，长此以往，民间怨声必多。”
蒲宗孟似欲反驳，曾孝宽却压着蒲宗孟，“想必传正也知道，凡事绝无有百利而无一弊者，也绝无有百弊而无一利者，必是利害相参。吾等用事，只能权衡利弊，取其利多弊少者行之。”
曾孝宽话停，章惇立刻接上，“传正之言，非是无稽。但这正是我等要祥议的地方，如何用其利，制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