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免她丢人现眼，我把她拉到一旁才跟她解释：“中国虽然不承认双国籍，但加拿大承认。所以他移民到加拿大后，加拿大zf不会强逼他取消原来的国籍。”她似懂非懂地点了下头后就没有再说话了。
我没再理会蓁蓁，回过头来以安慰的语气跟刚失去儿子的吴宇说：“对于你儿子的死，我们深表遗憾。不过，我们还是需要知道，你为何会整天在理南学院里走动。还有刚才跟你在树林跟什么人起争执，你跟她有什么过节，你所说的神器又是什么回事？”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如果你有时间听我唠叨，我可以慢慢告诉你……”随后，他就向我讲述他那段带有诡秘色彩的过去——
我本来就住在理南学院附近的一个小县区，年轻时在县里的医院做了几年保安。我在医院里跟一位叫张采的护士特别谈得来，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根据当地的政策，我们只能生一个孩子，我们农村人有那个不想有个儿子继后香灯呢？我也不能例外，如果能多生几个倒没所谓，但只能生一个，当然就一定得生个儿子了。阿采的想法也跟我一样，一定要为我生个儿子，所以我们从一结婚就已经开始为生儿子作打算了。
虽然怀上的是男是女，我们不能决定，但我们能决定是否生下来。还好，我们是在医院里工作，等阿采怀上三、四个月的时候，找熟人照个Ｂ超就能知道是男还是女。如果是男的当然就最好了，就算是女的也不要紧，流掉后等上半年，待阿采的身体恢复过来再怀一胎就是了。
我们当时都在医院里做事，本以为找熟人照个Ｂ超并不难，大不了就是塞个红包。可是当阿采怀上三个多月的时候，上面突然有文件下来，规定Ｂ超室的医生如果给别人鉴定胎儿的性别，就要立刻下岗，而且举报违规的医生还会有奖励。文件一下来，Ｂ超室的医生都不敢再给别人鉴定胎儿是男是女，我给他们塞红包，他们谁也不敢要，大概是怕我会举报他们。后来好说歹说，终于有一个平时跟我比较聊得来的医生点了头，答应偷偷为阿采照Ｂ超。当然为了让他帮这个忙，我可给他塞了不少钱。
照过Ｂ超后，现阿采怀的原来是个女儿，我们只好又去求人偷偷把胎儿流掉。过了半年后，阿采又怀上了，可是又是个女儿，直到第三次才怀上个儿子。这一胎就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小浩。为了能生个儿子，我们可没少花钱，不过花钱倒是次要，东奔西走地去求人才是最辛苦的事情。
经历这件事之后，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们两夫妻都在医院里做事，让人帮忙辨别胎儿是男还是女也得大费周章，那外面的人不就更难了。而且，现在所有人都是只能生一胎，每天想给Ｂ超室那几个医生塞红包的人多得要排队。如果我能帮这些人做Ｂ超，那还用愁他们不把钱给我口袋里送。
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托人找门路，买了一台从市里的医院淘汰下来的二手Ｂ超机。别看我当时买的是一台老掉牙的旧款Ｂ超机，为了这台机子，我可向亲戚借了不少钱，而且也找了不少人，拉了不少关系才买到。
小浩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到处拉关系了，可到我把Ｂ超机弄到手的时候，他都已经一岁多了。我把他交给父母照顾，然后跟阿采在家里给别人照Ｂ超。本来，我们是偷偷摸摸地做这事，只在下班的时候才给熟人照Ｂ超。后来，熟人又介绍熟人过来，渐渐地来找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照几次Ｂ超就能顶医院里的一个月工资，所以我们就干脆把医院的工作辞掉，专心在家给别人照Ｂ超。
照Ｂ超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只要能看到胎儿的生殖器就能知道是男还是女，随便找个人也能做得来。不用像医院里的医生那样，因为要找出病因，所以需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这活儿虽然简单，但却非常赚钱，因为当时县里除了医院就只有我们才能照Ｂ超。医院里的医生因为怕被人举报，所以不敢收陌生人的红包，我们就不一样，虽然开始时还只是通过熟人介绍，但到了后来就来不拒。
虽然光给孕妇照Ｂ超也能让我们赚钱很多钱，不过人总是贪婪的，我们也不例外，肯定会想赚到更多的钱。很多孕妇现自己怀上的是女儿后，就会想办法流掉，可是当时要流掉胎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照Ｂ超那样到处得求人送红包。阿采是卫校毕业的，引产对她来说是种简单的活儿，所以我们干脆把这活儿也包揽。
要是连人流也做上，就算是开黑诊所了，我家虽然有地方，但我可不想在家里做这种生意。于是我就在外面租了间出租房，而且还专门挑位置比较隐蔽的，因为这样就不容易被卫生部门现。我们的顾客大多都是朋友介绍的，就算开到山沟里不愁没人找上门，所以地点有多隐蔽也没关系。
至于做人流的工具，并不需要像Ｂ超机那样大费周章，直接到医药公司买回来就是。医药公司的管理不像医院那么严格，只要你手上有钱，想买什么都能买得到。那怕是安定之类的非处方药，甚至是引产用的吸引器，只要你肯付钱，打单的人问也不问就会把单子打出来，让你到仓库找仓管员提货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