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

   宣太后不懂得压强的计算公式，以为趴身上感觉不重了是因为“有好处”，其实是分母“面积”变大了而已，所以感觉不重了。但我们不要责怪她不懂科学，她公开向外国大臣描述性交姿式以拒绝了韩国使者，也算是立论新奇，修辞惊人，被后人（清人王士祯）评价为“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宣太后不但说话没遮拦，私生活也不腼腆。她热爱生活，临死的时候舍不得自己的男宠“魏丑夫”，公开要求把“魏丑夫”先生（瞧这帅哥的名字起的）殉葬，随自己一道走。魏丑夫害怕，不乐意见鬼，就派人说服她老人家道：“宣太太，倘若人死后无知的话，您带个魏丑夫去，到了地下也无法享用。倘若人死后有知呢，则先王（秦惠文王）在地下苦等您这么多年，而您在阳间长期行为不贞（指养男宠），先王早就积怒日久了。您再带这么个小白脸下去，还不得把他老人家气得七窍生烟，和小白脸战斗起来，在地下。”宣太后也怕老公吃醋，于是放弃殉葬打算，乖乖地独自找老公去黄泉公园的长椅碰面去了。
    虽然宣太后很可爱，但她在秦国掀起了一股贵族专权的逆流。
    宣太后大力扶植贵族党，用人只用贵族，是贵族政治的总后台。他的弟弟魏冉同志，长期担任秦国相国，是“四贵”之首。不过，跟宣太后一样，魏冉也是立过功的。当初，秦国处心积虑要阻止齐湣王灭宋，就是魏冉设计运作的。著名军事家白起（白疯子）也是在魏冉的荐举和提拔下，成功取得了对东方各国作战的一系列辉煌胜利。魏冉本人也曾经带兵作战，有过攻魏斩首四万，夺得列城若干的记录。
    虽然数有功于国家，但魏冉作为贵族政治的大头，免不掉兼具贵族政治的所有缺点：
    第一：揩国家的油。替国家作决策的时候，魏冉不免把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先（这是所有贵族政治的通病）。比如魏冉长期坚持 “远攻近交”的错误战争路线图，多次对远东齐国兴兵，以便从齐国的虎口中夺得宋国的“油田”陶邑（肥的流油的地方）作为自己的私邑。调动国家机器为私人家族利益跑腿儿，不惜让国家走错误的远攻近交之策，只要对自己家族有好处，这都是贵族当权者在做国家决策时常有的心态。魏冉占领陶邑以后，向陶邑著名的倒爷们和小老板收税，大发其财。后来魏冉失势的时候，家产装了一千多辆大车才运走，车辆中的“宝器珍怪，多于王室”。这就是他富裕和揩油的证明。
    为了守住这块孤悬在千里以外的生财之地陶邑，魏冉又不得不动员大量国家军队去战斗维护它：公元前271年，魏冉听信一个巴结者的劝告，再次劳师袭远，越过中原韩魏，攻打了齐国的刚、寿两地，目的是在陶邑外围建立缓冲区，保护魏冉的陶邑不受齐国人威胁。刚、寿两邑随后被并入魏冉的封邑。伐诸侯之利，尽归了个人腰包，对国家消耗颇多，仅仅去为了谋求个人好处。这件事情，后来成为魏冉被人揪住的小辫子。
    第二：贵族封邑的扩张像一个毒瘤，导致国力削弱。贵族们的特权地位和贪婪本性使得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封邑圈子。秦国一些发达的工商城市，如穰、宛、邓、陶，纷纷被划入了魏冉等“四贵”的封地范围。国家失去了这些重要的税收来源，财力变得虚弱。而“四贵”时时与国家争利。
    第三：打击异己，压制人材。魏冉一反秦国任用客卿的优良传统，规定外来人士要受到严格检查，那些私带外国人才入境者要受到重罚。这么做是必须的，必须排斥市场化人才，以维护本贵族集团利益。终于，“四贵”家族独霸政坛、豢养门客、结党自固，近亲繁殖，国事糜烂。这种不敞开、不公平的用人环境，必将会导致国家人才匮乏，政治昏败。
    第四：架空君权。这和上一条是相关联的。魏冉排斥外来人材，打击异己，结果终于是满朝文武多成了魏冉的亲信和族人，他们互为羽翼，御下蔽上。连白起都是魏冉推荐的，属于“太后党”。秦昭王能有所作为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找一个能为他办事的知己人，都很难了。（注：后来魏冉死后，白起与秦昭王以及秦昭王信用的党羽范雎之间发生冲突，导致白起之死，也就不奇怪了。）
    宣太后、魏冉这一贵族党，与秦昭王王权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迟早要爆发。而那个能替秦昭王办事的知己人——名字叫范雎（音“居”），则刚刚在魏国挨了一顿胖揍，肋骨也断了，如今正步履蹒跚地向秦国走来。 
    范雎这人有谈天说地之能，翻江倒海之辩，但是出身寒微，和多数寒士一样，有形而不显，有能而不陈，只辱身于一般门客，职责是给魏国的中大夫须贾拎包。
    有一次，范雎拎着包，跟随主人须贾出使齐国。齐国正是可怜的齐湣王的儿子齐襄王接班不久，四处医治战争创伤（据说乐毅屠齐国七十余城，大约到处都是乐毅留下的森森白骨和“化学武器”）。齐襄王靠着田单复了国，但似乎极缺人才，他风闻范雎明天下之事，有口辩之才，具卿相之姿，值得任用，于是把酒啊牛啊和十斤黄金，送给范雎来了。想让范雎签约在齐国工作。
    范雎百般推辞不敢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