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最初的春秋时代，兴起了许多分封制下的强宗大族，国家出兵远征，都是大家族的人充当将佐。到了战国时代，纵横朝野，运动诸侯的，多是个人（individual）而非大家族了，象商鞅、张仪之类的人，没有任何家族背景却能跻身相国，这在春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战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要知道，春秋时代是分封制，卿大夫可以自有封邑，家族势力嚣张，垄断了朝堂的官缺，自然没了布衣者的机会。卿大夫家族还常常给国君气受，以臣弑君的案子司空见惯，甚至晋国被三家分掉。这些惨痛的教训深深振动着进入战国时代的君王们。如何加强君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本书介绍的就是战国的初期、中期，公元前五、四世纪的中国，战国诸侯们纷纷传颂着“强化君权”这句救世名言。采取种种措施，剥夺卿大夫大家族的封邑特权，提升国君绝对地位。他们把封邑改为郡县，用招聘的职业官僚管理郡县。官僚向国君汇报、效命。君权直接控制了全国各地，无孔不入，实现了“君权一元专制”，为未来秦朝以后的皇权社会铺道。如何实现这一伟大的转折，重担就落在了应时而生的法家人物身上。
魏国的李悝，韩国的申不害，赵国的公孙仲，楚国的吴起，齐国的齐威王，秦国的商鞅，都是著名的法家人物，他们各逞其能，抑制分封、强化君权，富国强兵。关于“君权专制化”的好处这里无暇多说，事实胜于雄辩，其中秦国该项改革最有成效，从商鞅入秦以后短短三十年间，秦国迅速壮大，屡屡出兵，杀死的三晋（魏、韩、赵）战士以十万数。而其它列国的法家变革则未能持久，吴起在楚国就是如此。君权夹在大家族之间黯淡无光，国家捏不成整个的坚硬拳头，楚国由此销陨下去。
伴随着改革，我们先后看见赵无恤、魏文侯、秦孝公、齐威王、魏惠王、秦惠文王、楚怀王七大鳄鱼（按死的顺序排）浮出水面。虽然把他们叫做鳄鱼，但不要把他们想像成恶霸。当时的君王其实满随和的，因为儒教还没有参与来哄抬皇权，所远没有后代皇帝那么凶巴巴的。魏惠王就是个厚道人，楚怀王也是。
战国时代，诸侯交争，导致文化还是多元取向。儒、道、阴阳、法、名、墨、杂、纵横、农、小说，十家蜂出并作，各行一端：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庄子自隐无名、天人和谐，孟子兜销仁政、以民为本，惠施名实诡辩、坚白同异。而李悝、商鞅、申不害、吴起倡导刑名术势，富国强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其法家改革实践成为这一时期最光彩的一章。
战国时代，也是人才活跃和流动的大时代，这固然也受益于鳄鱼交攻。竞争和兼并的压力迫使诸侯各国任人唯贤，这一领域也是秦国做的最好，有张仪、商鞅、甘茂之徒为之趋走，而山东诸侯则不断流失孙膑、吴起之辈的济世英才。不管怎么样，伴随着大家族的失势和君权专制化的进程，各国掀起不同程度的职业官僚队伍建设，战国的布衣有了光明的从政机会，各国政坛不再全是大家族世代垄断（还记得从前的春秋时代吗，每次三军出征，将佐人选都是大家族的头面人物）。
这一时期的天文学也比较出色，楚国的甘德先生仰观天象，指出岁星旁边有橙黄色小星：“其状甚大，有光，旁有小赤星附于其侧。”他其实是发现了木星的第二颗卫星，比使用望远镜的伽利略早了两千年。甘德与魏国的石申，还贡献出一部《甘石星经》，标识出太阳系五大行星的出没、运行规律，测定了一百二十一颗恒星的方位，记录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成为世界上第—部恒星表。而希腊人这时候则可以计算地球周长，以及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不论东方西方，当时世界上有很多人认识到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
战国人还掌握了无与伦比的焊接技术——锡焊、铜焊、铅锡合金焊，可以把青铜器部件（足、耳）焊接在主体上，制造出复杂精细的器皿。双辕马车也开始出现，以前都是两到四匹马拉一辆车，共用车体中间伸向前方的同一根车辕。现在一匹马就能拉一辆车，这是因为把马放在两根车辕之间。战国人还改良了马匹挽具。从前的马，挽带套在马喉咙上，马很累，闹不好要窒息，因此车辆只能非常轻，不能实现有效运输。现在，改用马的胸骨担负套索，实验证明拉重能力提高三倍！这项发明后来通过中亚传到了欧洲。
为了把青铜器作得更奇巧，楚国人发明了世界领先的“失蜡法”。失蜡法是拿动物油、黄蜡制成礼器模子，涂上耐火材料，使其硬化，外边加泥巴，再烘烤化蜡，使蜡油流出，然后向泥巴的空壳里浇注铜液。用蜡做成什么样，最后就得到什么样——纹样繁复的青铜器部件就出来了。我在天安门附近的国家博物馆就看见过楚人作出的装酒的鉴，因为蜡便于雕刻，所以鉴的表面比通常的青铜鼎什么的，做得虫蛇花饰更加细密繁杂，令人眼花缭乱。
战国时候，医术和巫术早已分离了，虽然还有藕断丝连，但得病就得吃药，这个天理，在当时已经广泛知晓，《黄帝内经》成书于当时，给出了大量常见病的治疗药方，不管神奇与否，应该比西方中世纪的“放血疗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