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

即刻下去了。
    孔子总是苦心积虑地维护国君的地位，总是试图挽住国君正在日益丧失的东西。他一切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这是“三桓”不允许他再干下去的原因。
    孔子的这“一个中心”，如何实现呢，孔子还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礼，一是仁。这是实现孔子一个中心的两个手段。礼，就是要求“三桓”以及其他臣子所用的音乐、舞蹈不能超过国君的规格，车马丧葬也要按照国君定给的标准，这就是礼。礼要求，坐着的时候不许翘腿，见长辈不许咳嗽，国君招呼你，你不能等着备车就得赶紧跑去觐见，见国君必须衣冠整齐，不许磨蹭，凡此种种，就是礼了。它其实等于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来无形中维护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特权地位，把下对上的服从固化在礼仪和习惯中。人们习惯了见了上级卑躬屈膝，也就不犯上了，不造反了。孔子维护既有等级制度万年不倒的“中心”，也就实现了。
    比如说，有一次鲁哀公请孔子吃饭。席上，孔子抓起一把黍子就塞进嘴里。鲁哀公掩口而笑：“哈哈，这黍子是擦桃子毛的，不能吃。您弄错了” 鲁哀公好心好意地把手教孔子怎么用黍子擦桃毛。孔子大怒：“黍子，是五谷之长，桃子，是水果之末。怎么能用五谷之长去擦水果之末！”这就体现了孔子的礼，连水果都分出等级，那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就更得维护。可怜的鲁哀公自己被三桓逼得非常之哀，君臣颠倒，还一不注意把水果顺序也弄错了。
    君臣的关系，是从父子的关系上训练开来的，所以孔子附带还强调父对子的权威。有一次，有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子回答：“老子偷羊，儿子应该进行隐瞒，这才叫为人正直呢！”后代人根据孔子的这个口谕，把“儿子控告老子”定为犯罪，从而导致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孝顺”，而孔子讲这个的实际目的，是着眼于维护子对父的孝，既而实现臣对君的忠。忠和孝完全是一个概念。
    孔子用以维护他的“中心”的第二个手段，就是仁。当国君的主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要起到道德楷模作用，用仁的力量带动各个等级都向善，大家都仁起来，下级也就不向上级造反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就实现了。孔子还给大家竖立了一个仁义榜样，那就是他的学生颜回。颜回不苟言笑、文弱无力、行为刻板、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而且很穷——光吃蔬菜，中年早衰，头发早白，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最后被饿死了。这却成了全国学习的楷模、仁义形象的代言人。颜回有什么可值得讴歌和学习的呢，最了不起是能够忍饥受穷罢了。但孔子说他具备“仁”的特点，是个大绵羊。而“仁”，却是为了“维护既有统治体系万年不倒”这个中心。
    孔子这个中心思想，实在是逆潮流而动。这就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了。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接受孔子的学说，把权力交还国君呢？于是“三桓”谮用国君的礼仪和乐舞，孔子气得七窍生烟，但没有办法。
    孔子呆不下去了，去周游列国。他先到了齐国，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练成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犯上，当儿子的要听爹的话，学习顺从，将来好时刻准备着去顺从国君的话。最终，统治体系万年不倒。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想让孔子留下来多讲讲。但齐景公的臣子们并不愿意齐景公搞集权，也不让持此观点的孔子留下来当官，经过晏子带头发出一些反对，孔子只好又离开了齐国。
    孔子只好带着自己的观点离开，去其它国家继续碰壁。他穿着木底鞋在周游期间还得了胃病——这是鲁迅在小品文中的推论。鲁迅说：“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被沉重的面粉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于是孔子就得了“胃扩张”。鲁迅这里有两点值得商量：一是说孔子吃面。当时北方最流行的主食是小米，士大夫的俸禄和兵粮都是小米，汉朝以后吃面的才多了些。二是说当时没有“国道”，其实是有。国道上还有专用马车运送官员。但孔子是平头百姓，是不能坐的。当然孔子有钱，有自己的私家车坐，那谁也管不了他。总之，鲁迅是不必太为孔子的宝胃被颠坏而担心的！况且车子坐垫是真皮的，也满软和。车轮又具有减震功能（它的辐条不是正垂直于地面的，而是在车轴结合处，向车厢内侧凹，使得车轮像一口凹锅，具备了一定弹性）。
    孔子坐着私家车，走遍大半个中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自嘲语），然而，除了疲劳，没捞到一点好处。诸侯国的实权派——卿大夫家族们都不喜欢留下他来帮国君一族打气撑腰。最后，孔子双手空空回到曲阜老家专心教书，教出七十多个高级博士，都是儒者，但都没做成多大的官僚。
    孔子思想在先秦时代得不到接受，然而在未来的两千多年的皇权时代里却把它奉为了主旋律。
    人类历史，从原生态的部族，向诸侯凝聚，诸侯经过复杂的演变发展走向皇权集权时代，这一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