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

    众所周知，鲁国的大半股份，是持在了季孙、孟孙、叔孙三家。此三家都是二百年前鲁桓公的后人，所以号称“三桓”。
    “孟孙、叔孙、季孙”，如果你觉得不好记，只需记住“仲、孟、叔、季”四个字就行了，它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二庆父一支成为“孟孙”，老三叔牙一支成为“叔孙”，老四季友一支成为“季孙”。“季孙” 最显赫。
    “三桓”并非生性残暴，整天赤裸裸想蚕食国君大权。实际上，他们如果不掌握一定政治权力就难以庇护其家族，仅仅依靠经济势力是不足以“保室宜家”的。国君的权力向这三大家族被迫转移，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三桓”也做了很大努力，他们注意安慰人心，收拢百姓，建立了一个nice的人际环境，适合家族的持续发展。比如说“季孙氏”的第一任掌门人季友，是有名的贤人，第二任“季文子”更是贤名远播国外，他家里小妾都不穿帛，不涂雪花膏，厩马都不吃粟，虽然有巨额存款，但绝不露富。于是人心归附“季孙氏”家。
    君权旁落也不是坏事，它实际是“一元寡头政治”向“多元贵族联合体政治”（类似罗马元老院）的递变，带有贵族民主色彩。但东方人毕竟喜欢让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多人发言，我们伟大的“保皇党”大圣人孔子，因此非常看不惯“三桓”的分享君权，总是伺机咒骂他们犯上，骂他们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孔子于是提出“君君、臣臣”的主张，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谮越，以便实现隆主、崇君。韩非子也说：“腓大于股，不能趣行”——小腿比大腿还长，人就没法走路了。儒家和法家在尊君的本质这一点上是一丘之貉。
    尽管“君君、臣臣”这套主张，在霸权强起、乱云飞渡、分封势大的春秋时代，像道士的黄表纸，只能蒙蒙诚恳的老实人。孔子带着自己的观点四处碰壁。但同样是这个主张，在随后的2000年里，却成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者们餐桌上最受宠爱的一道“儒家”之菜。
    话说回来，“三桓”到底都怎么“坏”了呢，要讨孔子的骂？ “三桓”家族在200年中，最上纲上线的错误，是把国有资产私有化（其实是“国君资产”三桓私有化——准确地说）。在鲁襄公11年（晋悼公时期，公元前562年），鲁国被“三分公室”了。“三桓”把鲁国两军分成四半，季孙氏取其二，孟孙氏、叔孙氏各取其一。“三桓”各自拥有战车一千乘，抵一个中等诸侯国军了。
    手里失去军队，公室开始卑弱，鲁襄公招待晋国使者吃饭，行射礼，想找几队善射的人都没有，只好去大夫家里借。
    45年后，“三桓”更把鲁昭公驱逐出境。实际上，这次是鲁昭公自找的，他在几个“左派”的怂恿下，趁“三桓”闹内讧，居然攻打“三桓”中最厉害的季孙氏，季平子得到另外“两桓”的支援，使鲁昭公失去信心，又羞又恨，只好出奔，颠沛展转于齐、晋两国，八年后客死异乡。
    这位可怜的鲁昭公长着一副大胡子， 
    据说他十九岁的的时候还是孩子气（“犹有童心”）。他二十七岁曾经出差去楚国，楚灵王演小品的时候，安排个大胡子B角，给鲁昭公配戏，站在鲁昭公旁边象克隆人似地跟着鲁昭公。细腰老楚在演出结束后，还送鲁昭公一把宝弓，旋及舍不得了，又要回去了（这帮大孩子）。
    鲁昭公也是太天真，贪心不足，非要打破君臣间世代沿袭已久的权力格局，要通吃三家，鸡蛋碰石头，结果自取其辱。鲁昭公在流亡过程中还一度骑马——这是史书上关于中原人骑马的首例。估计他像唐僧一样，骑着马，在徒众追随下流外八年，客死晋国。
    鲁昭公死后，他弟弟被“三桓”立为“鲁定公”，有名无实。
    春秋时代的战争，明线是南北方间的诸侯争霸（晋与楚，随后，楚与吴，吴与越），暗线则是分封制下每个诸侯国君族与卿大夫家族之间的争斗。晋国的“三郤之难”，齐国的“田氏崛起”都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三桓”的坏处，大约就是上侵君权，但是不宜把他们想象成三个魔王。即使在他们和鲁昭公动手的时候，季平子还是拱手卑辞，只做自卫，不做进攻。鲁昭公逃跑以后，季平子还光着脚，穿着素色麻衣，跑到晋国请罪，伏地请鲁昭公回来继续当国君。虽然这只是做秀，但毕竟还尊重国君那一席之地。
    “三桓”的势力不论如何嚣张，始终不肯篡夺国君的位置，这也是鲁国“礼义”之邦的文化使然。（齐国国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齐国讲究“竞争”和“尚武”，国君没几个善终的，包括齐桓公在内。最后齐国还是被陈氏篡了权）
    不管孔子怎么诅咒，由于“三桓”对于民众极力善待和讨好，人们前来依附，“三桓”的盘子越坐越大。他们“爱民如侄”，即便驱逐了鲁昭公，人们也并无意见，这一点在《左传》中有多处有印证。
    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部大家族的兴衰史。
    类似“三桓”这样的强宗大族，各国都有，它们多是在春秋早期开始形成确立，获得封邑。到了春秋中期，这些强宗大族开始衰败，灭族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