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

反政府武装拼命射击。
    栾盈的族人栾乐单手执盾，挥兵攀登云梯，率先登上高台，跳上去杀出一条血路，又顺台阶下去，从内侧打开宫门。范鞅带领士卒赶紧阻击，把栾乐硬从宫门捻了出去。
    栾乐边撤边上车边开弓放箭，固宫里边大队兵甲一拥而出，栾乐光顾了瞄准，车轮撞在大槐树根上，胳膊骨折，随即被乱军大戟扎死（可能是钩断脖子，或者用戟翅的尖儿当胸戳个窟窿）。
    反政府武节节败退，只好护着栾盈退回曲沃。
    （这次战斗，奴隶斐豹立了关键性大功。作为奖励，范宣子从丹书上把他除名，免去了他的奴隶身份。
    斐豹作为奴隶，想出战，需要经过范宣子特批。这是因为，奴隶在当时是没有打仗的资格的。打仗是国人（城市平民）的权力。城外农夫想参军，还都当不了战车兵，只能拎着武器在车下面走，当徒兵。而奴隶在军队中，只是当炊事员，干杂役。
    春秋时代写了这么久，到现在才总算出了一个奴隶。可见夏商周三代的奴隶并不多，井田上的劳动者也都是聚族而居的宗族农夫，而不是买卖的奴隶——郭沫若老先生简单地套用欧洲社会演进模式到中国来，真拿他没办法。
    既然当时的中国，奴隶名额有限，你想当奴隶，只有三条道可走。
    一是打仗时候你当了俘虏，比如鄢陵之战的楚国俘虏，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安排他们在王府或者赏给大臣家里当奴隶。 
    姓臧的人，如果看一下甲骨文，发现你们这个“臧”字，就象一个竖立的眼睛被人用戈刺割，表示把战俘刺瞎，使他失去反抗能力，改当奴仆，听家主人旨意。所以“臧”字又顺从、良善的意思。
    另一个当奴隶的办法是申请破产，卖身为奴，签几年奴隶合同，以劳役的形式还完债就恢复自有。
    最后一个办法是去犯罪。范宣子创作了一部划时代的“刑书”，铸刻在鼎上，其中光割鼻子的刑罚，就有好几百条。所以古代犯罪很容易，牛惊了跑到大街上，主人就得交罚金，没钱就坐牢。但是古代监狱业不发达，房子本来就少，所以犯人们都必须整天出去干活（比如秦始皇让他们去修长城），或者把犯人及其家属变成奴隶，发给卿大夫家和官府里干活，就象请黑五类份子的子女去扫大街一样。
    魏舒（魏绛的儿子）同志正事：
    魏舒这个人，虽然在栾氏之乱，临阵倒戈，被范宣子挟持，致使栾盈功败垂成，是个首鼠两端的家伙。然而，魏舒这个人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改革家。
    10年后，公元前541年，魏舒率军于今太原市西南25里处抵御山戎入侵部队。晋国战车在步卒的簇拥下接近战场，魏舒站立车上远眺，前方地势险隘、道路极其狭窄，现行的战车方阵根本无法展开，更谈不上驰驱回旋；而远处敌人步卒密集结阵，手持盾、戈，凭着有利地形，作好了围攻晋军的准备。
    魏舒敢于冲破古制框框，他命令战车兵下车改为步兵。号令一出，大家谁都不动，因为战车兵都是贵族，至少是高级平民，良家子；步兵却是农夫。下车跟农夫站一排，就跟坐惯了宝马本田的人去挤公汽，太有失身分。魏舒怒了，把不下车的钉子户当即斩首，全军慑服，赶紧连滚带爬地下车。
    魏舒直接把行军队形展开为作战队形。把五乘兵车甲士（15人）改编成三个伍的步卒。五伍二十五人组成小方阵，其中15名重甲步兵（战车兵改编）和十名轻装步兵（原来的步卒），集结成长短兵器相互配合，纵深7-8米的横队。
    五个小方阵互相衔接成椅角之势，整体呈五陵形，即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五阵”。排在最前边的一个方阵（前拒）都是老弱士兵，为了诱敌而设，仅五十人。中间的四个方阵按前、后、左、右配置，中部留空，以便在狭窄地形上依地形变化而舒缩。五阵配置，轻、重、疏、密各有不同，减少了冗长的布阵时间，伤亡只是影响方阵的大小，并不会造成缺口。
    敌人戎兵一看晋国人拿老大爷打头阵，乐了，一拥而上，不料却前后左右挨打，不知所措，终于大败溃逃，魏舒化险为夷，克敌制胜。
    魏舒以“毁车以为行（步兵）”的新创制打败善于山地战的戎狄，名声赫赫，对后世的军事学和军事行动具有深远影响（同时期的希腊人也有步兵方阵，但是笨拙的很，最后破于罗马人的凌厉攻势）。
    魏舒后来还成为了晋国执政管，把祁氏、羊舌氏两块被灭族的土地分为十县，各县委派县大夫，代表君主实行有固定任期管理，打破贵族世袭采邑制，开郡县制度先河，一直沿用至今（当然，楚国人早就这么做了）。
    这位受后世军事家敬仰的将军、政治家最后累死在狩猎的车中。
    魏舒的改制并不意味着车战的衰退，事实上，在著名的城濮之战 (前632年)，晋国动用兵车700乘，而到了前两年的平阴之战 (前555年)时，仅晋国的同盟者鲁、莒等国就各出兵车千乘。郑国伐宋，也能出动600辆兵车。“楚伐宋，获五百乘”，一个中等诸候在两年间丧失兵车逾千辆，远远超过了春秋早期大国的战车总量。到了平丘之盟时 (前5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