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都“分封”出去了以后，周天子发现，它实际直接控制的地区，不过是陕西关中（以镐京为中心）以及河南洛阳（以洛邑为中心）两块有限的面积。
在镐京、洛邑，各自布置着八个师和六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再多了就养不起了。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对付分散盘踞在周控地区以外的上千个诸侯，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费尽心思，创出了一种保家卫国的绝技，那就是“周礼”！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根本目的在于给周天子撑腰，让诸侯们服气他。
周公把自己制定的“周礼”，下发给全体臣民去练习。
按照《周礼》要求，不同等级的人，见到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要有十数种不同的磕头方式。不光磕头有分教，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先迈右脚，从西阶上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坏了宝玉。
好，整套动作连贯地作下来，我们请未来的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孔子进入国君院子大门时，作出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到处躲躲闪闪。孔子不站在门的中央，他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国君）面前不是人。。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更是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几案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故意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是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这简直就是演电影或者跳芭蕾舞那么复杂。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整天规规矩矩、必恭必敬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整天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人的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如果上千诸侯都习惯了周礼，就不敢对天子造次了。
《周礼》中无处不在体现天子、诸侯、大夫、臣民这些等级秩序。譬如坐席子——大周朝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显示了等级差异，不可铺错了，即便是在家独处。孔子有个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自己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自己的身价级别，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离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当然这都是对贵族士大夫们来的，老百姓可以免了）。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必须跪姿，屁股压在后脚跟上，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应尽量往席子前沿坐，以免看不清书或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入席就坐的时候不能“横肱”（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
跪坐的时候，当然也不能穿着鞋。只有资格最高的人才可以把鞋脱在屋里，其他人必须脱在屋子外（就是堂下）。所以，如果看见户外有两双鞋，则知堂上必有三人正在交谈。你在那儿脱鞋的时候，注意不要践踏别人的鞋。
脱鞋跪坐好了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这种周鼎也不是很贵，现在值十几万块钱一个，你可以去买）。鼎是放在地上的，里边盛放不同的肉，吃时实行分餐制，还要搭配了调料，放入进餐者的在几案上的餐具里去。天子的案上，摆着的餐具至少有二十六个（吃不过来啦！），其它级别递减。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也是落在地上的。
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上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谁给谁铺席子，谁给谁撤席子，都有详细要求，堪称繁文缛节。总之，礼仪对于天子、诸侯、人臣、士人至关重要。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也在于此。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
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