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要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谁知道事与愿违，日子越过越差，甚至食不果腹。在他十来岁的时候，互助组，合作社，日子多好。
谁知道进入人民公社，好日子没几天，人们就陷入了饥饿的泥塘。人民公社的八不准，不准养鸡鸭，不准养猪羊，不准养牛马，不准经营家庭副业，不准种自留地，不准私自出售农产品，不准扩大按劳分配的比例，不准包产到户。
在这些禁令下，日子越过越苦。记得灾荒年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仅仅一年的时间，人们就摆脱了饥饿。鸡蛋五分钱一个，没有粮票加几分钱，也可以进餐馆吃顿饱饭，鸡鸭鱼肉满街都有得卖。
谁知道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把好日子化为了泡影。因为包产到户，杜乡长被捆绑着吊在了树上，那时候的石龙全还是个小青年，懵懵懂懂什么也不懂，只知道随潮流，追随革命，但他知道杜乡长是为了父老乡亲，是为了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可不知道她为什么就犯了错误。
他知道杜乡长没有错，但却没有勇气，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谁不怕被吊在树上？他当上支部书记以后，总想让人们过上好日子，总又怕犯杜乡长相同的错误。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谨慎小心的努力。几十年来难有成效，父老乡亲还是那么艰难的度日。
五
有很长一段时期，好人坏人界限模糊，任何人都很有可能被整成坏人，连那些对革命有赫赫战功的老革命，都被抓被斗被说成是走资派反革命。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本市的市长任白戈，书记辛一芝，被红卫兵押解着，站在汽车上游街示众。连知识份子，也成了臭老九。
全国百分之五的人都是坏人，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哪里敢造次不紧跟严有鱼干革命。严有鱼是个真资格的老革命，对付阶级敌人很有一套。有个风吹草动，只要他说句话，一切就风平浪静了。
严有鱼很看重石龙全，说他是红色的接班人，他就这样当了党支部书记。在那充满火药味的年代，他畏怯一个逻辑：“只要一旦当上坏人，就终身别再想当好人了。”
那是个好人随时可能变成坏人的年代。他不想当坏人，因此做事小心谨慎，想让父老乡亲过好日子，就有些心有余力不足。
改革开放了，石云来被李村长推荐出来，参加村委会工作，还让他担任村长。石龙全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也有些不服气，自己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搞出名堂来，你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把原先的敌人提上来，和自己坐在一起商谈事情，也很有些尴尬。幸好石云来很尊敬他，不是那种小人得志就目空一切的人。做事情常先征求他的意见，从不在任何地方拍胸脯打包票，大包大揽旁若无人。对他在荔枝村的权力和威信，一点构不成威胁，说不定以后，真会是自己的一个好帮手。
他比石云来年纪大，虽说是本家很多年没有往来，两人都随和，就哥子兄弟的称呼起来。农村名义上是村长管行政事务，实际还是按照传统书记当家。而今改革开放，许多事情石龙全拿不定主意。石云来新官上任，又是初生牛犊，一些疑难的事情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事情搞出了成绩书记沾光，搞砸了责任由他承担，自己坐收渔利，那点不好，所以石龙全决定帮他，利用他创造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