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之前还有几件事要办。
一件是处理俘虏。
连复襄城、郏两县，获俘数千，要妥善安排。为了安排他们，荀贞颇费了点思量。有两个难办的地方：第一不能屠之，第二不能留在两县。若屠之，只会引起仇恨，不利下边的作战，当黄巾军的士卒听说俘虏都被屠杀了后，肯定会死战的。若留在两县，一旦作乱，再把这两县丢了事小，南下的部队没了撤退的后路就麻烦了。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收编，可就眼下来说并不适合。颍川黄巾军刚揭旗造反不久，尽管在阳翟败了一次，又丢了两座县城，士气可能会较低，但凝聚力尚在，一则，张角兄弟还没死，正在冀州攻城略地，二来，他们还有数万之众，三者，与颍川接壤的汝南、南阳等郡内的黄巾军攻势更猛，人也更多，有一二十万之众，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颍川郡的黄巾军还没有到悲观绝望的时候，可能仍然认为他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收编俘虏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尤其荀贞的本部才只有两千来人。
因此之故，他再三斟酌。
经过与荀攸、戏志才的商议，荀贞接受了戏志才的意见：“贼兵中多有父、兄弟皆从贼者，可从中选壮士出来，父皆在者选其父，兄弟皆在中选其兄，将之编为死士，然后将其、其弟送去阳翟看管。战时，驱父、兄死士赴前，用甲士随后监阵，若有巡梭不前的，立斩之，并将送去阳翟的其、其弟也斩之。如此，父念，兄念弟，定能死战。”
戏志才的选法很有讲究，为何不选、弟为死士，而选父、兄呢？虎毒不食，为父者肯定慈爱儿，但做儿的就不一定会孝顺父亲，所以选父为死士，留为人质。长兄为父，做兄长的通常会照顾弟弟，而做弟弟的不一定就会照顾兄长，所以选兄为死士，留弟为人质。
荀攸闻言，大为赞叹，说道：“此策可行。”
荀攸、戏志才虽皆为智谋之士，但两人亦有不同。荀攸比较“正”，戏志才比较“奇”。这和他俩的成长环境、接受的教育有关。
荀攸是士族弟，族中长辈多是被天下士交口称赞、深深佩服的“君”，生长在“君”之家，受家教影响，光明正大，能行“堂堂正正正之策”，不擅“奇诡偏锐之计”。戏志才则是寒家弟，在重族姓的当世，为了能出人头地，剑走偏锋也是正常。
荀贞笑道：“这个办法不错，但俘虏中也有许多是一人从贼的。对这些人，志才，你又有何奇策啊？”
戏志才说道：“一人从贼，死则死矣，没什么牵挂的。对这些人我就没办法了。”
荀贞做出决定，说道：“既如此，那就把他们也送去阳翟。”
说实话，荀贞是不太情愿把这些俘虏送走的。波才留在两县留守的兵卒多为精壮，数千俘虏，就是数千精壮啊！若能收编，自家的实力足能扩大一倍还多。只是可惜，目前的条件却不允许这么做。
他遗憾的砸了砸嘴。
议定此事，还有一事。
即是父城的现状。
既已决定南下救援父城，也定下了诱敌伏兵之计，那对父城的现状就要了如指掌，方能知己知彼。打下襄城、搜捕完县中的残余黄巾士卒后，荀贞就派了不少哨探潜渡汝水，去父城附近打探消息。从上午起，哨探络绎归来，到下午为止，已得了十几道情报，勾勒出了父城的现状。
波才、何曼到了城下后，将数万众分为三个部分。
一部两千余人，巡弋汝水南岸。
荀攸说道：“这显是在防吾等南下。”
一部四五千人，停驻在父城东南二十里外的巾车乡。巾车乡在父城和昆阳之间，光武皇帝当年在昆阳战后，略地颍川，攻打过父城，但没有打下，就曾退到此地屯驻过，在这里得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父城人冯异。
荀攸说道：“波才分兵屯驻此地，应是为了防备昆阳等县援助父城。”汝水南岸的五个县，父城在最西边，次之昆阳，次之舞阳，次之定陵，次之郾县。
此两部兵马之外就是波才、何曼亲率的主力了，共有七八万人。
这七八万人只是一个估计的概数。黄巾军建制混乱，旗帜不一，扎的营地也不规范，这里一块、那里一片，乱七八糟，很难通过观察得出他们具体的兵力，只能估算出一个数字。莫说荀贞的探马难以探出他们的兵力人数，便是波才、何曼恐怕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兵卒。
这七八万人又分为两部。
一部由何曼统率，在主攻父城的东面城墙，此部约有一万多人。另一部由波才统带，包围了父城其余的三面城墙。波才、何曼之所以把主攻的方向选在了父城的东面是有原因的：父城县外西北方地形崎岖，不宜排兵布阵，难为主攻方向，南面不远有个大湖，林木茂盛，也不宜为主攻方向，只有东边，不但地形平坦，能把人马拉开，而且也没有什么湖泊、林木，适合主攻。
据探马回报，何曼对父城的进攻甚是猛烈，他亲自带人冲锋，并在攻城队伍的阵后布置了监阵的士卒，只要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