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大的随意性。各党领导人对党员人数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党员的质量。其次是党员跨党严重，入党本是人生对政治信仰的一种重大抉择，对自己选择的政党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但中华帝国初期政客视入党为争权牟利的工具。再就是，党纲成了空洞的招牌，政党认同非常淡薄。各政党竞相宣传自己的政纲，但其内容大同小异，党纲只是政党之争的工具。还有，缺乏政治基础。政党本是将国家机构和公民联系起来的工具，但中华帝国建国之初国民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表达个人政见，更不识政党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此时政党不过是乡绅官人的专用工具，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最后缺乏对党员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最终酿成相当一部分党员滥用权力，营私舞弊。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如今中华帝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昌盛，军事力量强大，王辰浩已经确立了完全忠于他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帝国国民对王辰浩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侍奉神灵的地步，因此彻底清除这个国家的封建遗老残余力量和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王辰浩在杨士骧、张佩纶等皇家智囊团的建议下，决定对中华帝国朝野上下来一次大整顿，正好借着海军内部权力争斗的机会，最先拿一批海军高官开刀，进而扩大到全国各个领域。
光华十六年四月五日，中华帝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廉政公署、警察厅对内阁总理赵秉钧、海军叶祖贵等人进行联合调查，最终以涉嫌跟执政的民生党暗中交易，违反中华帝国最高宪法关于军政两届严禁勾结的条例，正式提起诉讼。
这是中华帝国建国以来首次对内阁总理和军方中将高官进行公诉，顿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应。
帝国各大媒体纷纷进行跟踪报道，称中华帝国检查机关敢于起诉帝国总理，正面向强权斗争，这表明中华帝国的民主进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国国民为此感到高兴，支持帝国最高检查机关的行动。只有连帝国高官都在监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帝国国民才会感到公平，才会感到生活的幸福。
由于王辰浩对此时高度关注，国土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也出动，帮助警察、和监察机关收集证据。不但掌握了赵秉钧跟叶祖贵的暗中交易证据，而且连带着海军部邓世昌、林泰曾等海军主脑和一大批海军将领都牵扯其中，民生党内部赵秉钧和十几个高官，甚至揪出了民主党、民权党、共和党、自由党等在野党一大批国会和地方议员，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牵扯这次事件，但是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政界和军界勾结的案件一一被调查了出来。
事实上，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谭嗣同早就对国会一些元老级别的议员们上心了，只是一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扳倒他们。帝国检察院以及廉政公署的同僚们致力于将中华帝国打造成政治清明、高度民主和自由的国度，因此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谭嗣同等人调集了五万多名意志坚定的监察人员，分赴全国各地调查取证，收集了大量的证据。
当王辰浩下令调查的时候，谭嗣同等人迅速将这些年的调查结果拿了出来，一举命中敌人的要害。
光华十六年五月二日，随着各项调查结果陆续浮出水面。帝国国会启动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内阁总理弹劾程序，对赵秉钧进行弹劾。
五月五日，国会以8459票对3891票，通过了对第四任内阁总理赵秉钧的弹劾案，赵秉钧的总理之职被罢免。
第二天，王辰浩下旨正式罢免赵秉钧总理大臣职务，并允许最高检察院逮捕赵秉钧。
与此同时，叶祖贵等涉嫌跟赵秉钧交易的海军将领们也被解职，受到帝**事法庭和最高检察院13项罪名指控。连带着支持赵秉钧竞选的中华帝国十二家军火公司也陆续被起诉，他们将面临贿赂帝国官员、妨碍司法公正等9项罪名的指控。
紫禁城勤政殿内，王辰浩在召开御前之前，单独召开了皇室智囊团会议，同阮忠枢、杨士骧、张佩纶等智囊商议对策。
杨士骧说道：“陛下，就目前情况来看，帝国政治大洗牌的时机已到，帝国监察机关掌握了众多的证据，只要陛下一声令下，前朝遗留下来的旧势力将一举被清除掉。”
王辰浩点头道：“前朝的封建旧势力固然要清除掉，因为他们给帝国政治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但是也要控制范围，不要扩大化，影响国家建设就不好了。”
阮忠枢回答道：“这点陛下可以放心。这次国会弹劾赵秉钧一案，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议员反对，这些反对的议员多数都是五零后、六零后的顽固封建思想者，将要清除的对象中，他们占了一大半，因此整个行动完全在掌握之中。”
身体每况愈下的张佩纶咳嗽了几声，道：“陛下，虽然以您的影响力，一次性就可以清除这些人。但我还是建议循序渐进，一批一批的清除这些封建顽固派为好。”
杨士骧赞同道：“我也这样认为。历朝历代开国后，都免不了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能够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那样最大限度的仁慈自然是最好了。毕竟这些封建残余势力在帝国刚刚建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