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郎中胡士相、员外郎劳永嘉等人提审张差数次，也动用了刑具，但张差翻来覆去只说是来京申冤误闯入宫的，供词中还夹杂着一些吃斋讨封、吃穿俱有的疯话，本次奉旨再审梃击案的以浙党官员为主，浙党与外戚郑氏关系最密切，当然不愿让梃击案牵连到郑氏，张差这样的供词对浙党胡士相等人而言当然是正中下怀，于是写成再审案卷上呈皇帝，只要大理寺复核无误，都察院没有异议，那么一场轰动朝野的梃击大案就可了结，岂料就在这当口，提牢主事王之寀却当堂展示揭帖要翻供！
晚明党争主要集中在京城各衙门，每个衙门既有东林官员也有三党官员，就如刑部，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员外郎劳永嘉等人属三党，而刑部员外郎陆梦龙、主事傅梅、王之寀属东林，现在东林官员王之寀提出翻供，牵扯出内官太监，明显是要把矛头指向郑贵妃，也隐然威胁到三党官员——
胡士相、劳永嘉等人表示他们奉旨查案，再审结果已经呈递上去，皇帝尚未批复，他们不能继续审下去，除非皇帝另有旨意要求会审，胡士相等人虽然恼恨王之寀横起事端，却并不能阻止王之寀把揭帖呈上去，王之寀是刑部提牢主事，只要是刑部案子，自有他的发言权。
当日下午，王之寀的揭帖送到了内阁，方从哲、吴道南两位辅臣看罢揭帖都是暗暗心惊，梃击案果然不能善了啊。事关重大，方、吴二人票拟由都察院、大理寺派人与刑部官员一道重审梃击案，傍晚时就送司礼监由皇帝圣裁——
司礼监掌印李恩看了揭帖后背脊生寒，梃击案案子果然牵涉到内官了，不敢让揭帖留在司礼监过夜，立即亲自送往启祥宫，次日一早又让司礼监的两个典簿去启祥宫前候旨。看万历皇帝有没有批复，两个典簿等到巳时初，捧回来几份批复的奏章。其中没有王之寀的那份揭帖，李恩就知道万岁爷又要留中不发了——
万历皇帝对王之寀的揭帖留中不发，但揭帖的内容却已流传开来。官员们议论愈发激烈，在王之寀呈上揭帖后的第三日，即五月二十四日，户部浙江司署郎中事陆大受上疏提出三个疑点，质疑张差既然招认了有太监找他，那么该太监是谁？招认曾到京城一座大宅，那么此宅在何处？招认有太监怂恿其闯宫，这个太监又是谁？疏中又影射郑贵妃一党为此案的主使者，顺带将涉案的浙党言官以包庇的罪名推到郑贵妃一党，等于将朋党之争的性质转换为国本之争。使东林党得以借拥立太子的名义以打击对手——
同一日，陆大受的同年、户部主事张庭，也上疏称“太子之势，危于累卵，君侧藏奸。上下蒙蔽”，恳请皇帝下旨让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此案，使东宫得安稳。
虽然上疏力主会审的只是三个东林党官员，但这也是京中官绅士庶的普遍呼声，上疏的东林官员们还算克制，并没有明指郑贵妃、郑国舅是梃击案的幕后主谋。只是暗示、影射而已，但市井里坊的百姓却是有什么说什么，外戚郑氏密谋害死太子要奉福王为储君的传言甚嚣尘上，在京城大街上随便一走就能听到这样的言论，郑国泰虽是五大都督府之一左军都督府的左都督、其子郑养性也是羽林卫千户，权势不小，但远远达不到钳制言路、让百姓闭嘴的地步，能做的只有也放出流言，以流言对抗流言，说案犯张差翻供完全是出于刑部主事王之寀的教唆，王之寀从张差此前的口供中获知了内官庞保、刘成的姓名，因此教唆张差说出“打得东宫吃亦有穿亦有”这些话，王之寀身为刑部官员，临案枉法，罪大恶极——
京中舆论激烈纷纭，负责复核梃击案案的大理左少卿王士昌和负有监督之责的都察院右都御史张问达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五月二十六日，王士昌以主管司法的身份上疏曰：“宸居何地？主器何人？张差何物？敢于持梃突入，如履无人之境，吁，可惧哉。”也要求将此案详加审问——
王士昌属浙党，浙党的人附议东林王之寀、陆大受等人的奏疏极是耐人寻味，这表明朝野关于查明梃击案真相的呼声高涨，身为大理寺堂官的王士昌顶不住压力，为了撇清自己，将责任推给刑部，其中或许还有郑国泰的授意，郑国泰已与妹妹郑贵妃取得联系，郑贵妃断然否认与此案有关，所以郑国泰也要求严查此案好还郑氏清白，却不知道他们已陷在东林党人布置的陷阱中，愈是挣扎愈是陷落，木炭是越洗越黑、茅坑是越掏越臭——
还是万历皇帝淡定，对那些奏疏置若罔闻，一概留中不发，但很多事并非皇帝留是不发就能消弭的，都察院、大理寺、刑部行动起来了，大理寺以刑部上报的梃击案再审结果有漏洞、犯人口供前后不一为由，要求刑部重审，于是三法司把万历皇帝撇在一边，命胡士相、劳永嘉、赵会祯、陆梦龙、傅梅、王之寀及邹绍光七人再次审讯张差，都察院堂官张问达、大理寺堂官王士昌、刑部堂官李鋕旁听监督——
五月二十八日，梃击案再次在刑部提牢厅开审，胡士相、劳永嘉、赵会祯、邹绍光属三党，都默不作声，既然正五品的刑部郎中胡、劳二人不开口，那从五品的刑部员外郎陆梦龙就当仁不让，击案大呼：“用刑！用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