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原向诗教说起他在山阴建的义仓，诗教在表示敬佩之余问道：“张修撰可知为何江南民间救灾易而江北难？”
张原当然知道是什么缘故，但这时要虚心，诚恳道：“请大人指教。”
诗教道：“指教不敢，然下官留心江北灾患多年，尤其是对山东，可谓了如指掌，江南富庶，缘于朝廷的恩渥，自太祖高皇帝以来，江南一直是朝廷财源重地，近年来很多江南士绅抱怨江南赋税重，却不提及朝廷对江南的诸多爱护，均田均粮的赋税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就是为了减轻官田重租，此其一；不允许在江南建立王府，极大减轻了当地民众的负担，此其二；朝廷对江南水患治理最为重视，此其三；再有，天高皇帝远，江南甚少受到党争、政令的干扰，因此商业方能蓬勃而起，所以江南富户极多，赈灾救助也容易得多——”
诗教还是很有见地的，张原点头道：“大人所言极是。”
诗教见张原认同他的观点，颇感愉快，又道：“反观山东，朝廷给予江南的便利一概没有，先后有齐王、鲁王、衡王在山东藩封建府，占地都是万顷，这些藩王亲族及奴仆侵占民田、开设商铺，与民争利，横行霸道，单此一项就足以劳困山东百姓，而山东经商之风也远没有江浙沿海盛行，只有大地主，却无大商贾，一旦灾荒，饥民遍地，地主自身损失极重，所以说靠富户发慈悲、靠民间救济渡过灾荒几无可能。”
张原点头道：“治标还得治本，山东东临大海，南接江淮，西通河洛，北拱京畿。山东不安则京师震动，去年饥民袭击临清等地，若朝廷赈灾不力，或恐今后还有大的民变。”
“张修撰明见。”诗教一拍大腿。张原这话说到了他心坎上，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给自己斟上，说道：“我齐人好侠使气，不甘饿死牗下，赈灾不力，民变必生。张修撰以为该如此应对？”
张原道：“在下职微言轻，只是一个设想，请给事、王郎中两位大人参详——”
王大智、诗教一齐拱手道：“张修撰请讲。”
张原道：“愚以为对山东六郡钱粮赋税应根据受灾轻重分别采取停征、改折、抵平、留人四种方法，对割据城寨、大肆劫杀富户的暴民应剿，对小股流窜打劫谋生的灾民应抚，先把局势稳定下来，然后招募灾民兴修水利，以工代赈。抗旱救灾，这样可让饥民有口饭吃，当然。若兴修水利的钱粮全靠皇帝拨内库和地方官府筹钱显然不行，必须要有当地士绅参与，官民结合，才能把救灾备荒进行下去，救荒无善政，空口说着容易，一旦涉及藩王利益，具体施行时的困难会大得多。”
诗教点头道：“张修撰何妨就此写一篇奏疏上呈皇帝，这也是张修撰万言廷策的后续实论。”
张原摆手道：“在下的廷策颇受非议，此时再上救灾备荒疏不大妥当。还是大人上疏为好。”
王大智与诗教对视一眼，气氛微冷，不管方才谈得如何相投，现在，隔阂显现了，张原是亲东林的。与浙党首领姚宗文又有新的冲突，姚宗文、刘廷元诸人弹劾张原的奏章应该已经拟好了，明日就会送呈内阁——
诗教沉吟片刻，终于开口道：“张修撰，下官还有一事要请教，张修撰对万历以来的朝堂党争有何高见？”
王大智没想到诗教会这么直接问张原关于党争之事，不禁坐直身子，注目张原，静听张原如何作答，却见张原离席向诗教长揖，说道：“大人能坦诚相问让在下甚是敬佩，这世间很多纠纷、矛盾、仇隙皆是因为不能坦诚交流所致——”
诗教赶忙起身道：“张修撰何必多礼，请坐，请坐，坐下说话。”
张原坐下，看着满桌的菜肴，说道：“在下以为，党争误国。”
王大智与诗教面面相觑。
王大智道：“然而很多事不争又怎么行，政见有异，必须得争。”
张原道：“当年国本之争还算是有争论的目标，然而时至今日，党争往往不论是非，只逞意气，非我一党，必除之而后快，这是在下雅不愿看到的。”
诗教徐徐道：“京察之典，六年一举，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皆于此时——张修撰可知此语出于何人？”
张原道：“这是东林赵君所言吧，在下绝难苟同。”
诗教听张原没有任何犹豫就这般表态，心中一喜，面上不动声色，又问：“然则党争已起，互相攻讦难免，张修撰又有何策能消弭？”
张原道：“在下以为，在朝为官就应以国家大事为重，政见有异，不必非得争个高下，可求同存异，官员要有此胸怀，方是国家百姓之福。”
这时，东城鼓楼敲起了禁鼓，一千两百三十下为一通，要敲三通，敲罢三通鼓大约需要两刻时，内城宵禁就从三通鼓后开始——
听到挝鼓声，张原、诗教、王大智三人一起站起身来，诗教道：“今日与张修撰一席谈，大为受益，他日有暇再向张修撰请教。”
三人下了鹤寿酒楼，拱手道别，张原回内兄的寓所，诗教、王大智乘车出朝阳门。
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