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加拿大东部滨海地区旅行，进入一个早年法国移民的村庄。
低矮破旧的木造农舍里，有炉，有灶，有桌，有床，葡萄架上正结实累累，只是早已人去房空。
接着进入一所教堂。有个打扮成英国军官的人，昂头挺胸地走进来，打开一卷文件开始朗读，使围在四周的观光客都回到了一七五五年。
两百四十多年前的某日，英国驻军就是召集所有当地的法国移民到这小教堂里，宣读一纸命令。
“所有的法国人听着，为了你们好，也为了我们好，三天后带着你们的细软到这里集合，我们将用船载你们去该去的地方。”
教堂的墙上挂了许多油画，画中一群群戚容的人们，正在英军的押送下走向海岸。
海面已经有些船扬帆远去。
画中有个妇人在人群里伸着手哭喊，解说员指着：“因为英国兵听不懂法语，常把同一家人送上不同船，那画中的妈妈正喊着她的孩子，许多亲人就这样被拆散了。”
“后来有没有再团聚呢？”我问。
“大概很难吧!因为英国人把他们送去了不同的地方，有些船横过大西洋，去了欧洲；有些船去了美国，还有些一直朝南驶，去了中南美洲。那个时代，交通多不便利。”
“而且他们被送去了讲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地方。”有位游客叹口气，“语言都不通。”
“是啊!他们的后代就成了美国人、墨西哥人或阿根廷人。”另一个游客说。
教堂中间有个白色大理石雕的圣母像，几个中年的女人，在石像的脚边放了一束绑着蓝色缎带的红玫瑰。
缎带上写着：
“给所有曾在这儿居住的人，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带着你们的血液和姓氏。”下面署名“你们来自路易丝安那的孩子们”。
“你们还会讲法语吗？”我问其中一位。
她摇摇头：“早就不会了。”
看他们一群人离开，我心想：“他们要回哪里？法国、美国，还是留在加拿大？”又哑然失笑：“当然还是回路易丝安那。”
到广西师大演讲，回程飞机上，旁边坐了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先生。
空中小姐问老先生要什么，我大声转告他，他想了一下说：“就茶吧!”
我把茶递给老先生，他没接，将前面的小桌子打开，示意我放在上面。却盯着看，不喝。
直到空中小姐开始收杯子，他才端起茶杯，只是才拿起，就洒了一裤子。“手抖，没法喝。”他颤抖着手把茶放下。
“我替您拿着杯子吧!”我说，帮他把杯子举到嘴边，看他喝下。
“到桂林玩？”我问老先生。
“不!回老家。”
“老家有谁在？”
“老婆在。”
“没再嫁人？”
“没有!”
“回去了多久？”
“两个月。”
“何不留下来算了!”
老先生没答话，斜着眼看了看我，摇摇头：“台湾也有家，家里在等着。”
我笑笑：“可是那边，等了五十年哪!”
他又斜着看看我，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台湾也住了五十年哪。”
高雄的一个妇产科诊所的护士，因为台风天为婴儿洗澡时停电，挂错脚牌，而闹了个大新闻。
发现领错婴儿的一家，要把孩子换回来，偏偏另一家不承认，于是告上法庭。
只是经过医院做DNA比对，证明确实抱错之后，另一边还是死不认错，说怎么看，那都是自己的孩子。
于是我眼前浮起一个画面，一对夫妻抱着怀里的娃娃，愈看愈可爱，愈看愈心疼，愈看愈觉得熟悉。看了一个多月，把假的看成真的，竟连自己亲生的娃娃都不要了。
也让我想起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抢去许多波兰人的孩子，送给德国不育的夫妻。
二次大战结束，波兰的父母哭着喊着去德国找亲生的骨肉。
孩子被指认了，德国人也不得不还，只是许多孩子却又哭着喊着不肯离开养父母的家。
“他既然认为那是他的家了，他也住习惯了，就留他在那儿吧!”一个波兰妈妈居然独自回到波兰，对记者说，“他如果有心，长大了，自然会回来。别让他再受一次伤害了!”
看泰坦尼克号的记录片，万头攒动，彩带飞扬，一艘被认为不可能沉没的巨轮缓缓离岸。
接着介绍内部的装潢，身世显赫的头等舱乘客和声誉卓著的船长。
然后是冰山，是船舱进水、折断、倾斜、沉没的画面。两千多名乘客，只有七百多人上了救生艇。
救生艇远远看着泰坦尼克号沉下海底，只有一条曾经驶回去搜寻，其余的全都拒绝回头。
一个死者的后代激动地说：“他们死了，死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要去打捞？为什么不让他们静静地留在海底？为什么去打扰他们，给他们